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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流派问题
  作者:刘锡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1-28 | 点击数:359
 
 
  以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为中心的歌谣运动,持续到1925年5月11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开会议决暑假后归并《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继而《歌谣》周刊出到第97号(同年6月28日)停刊,团结或围绕在《歌谣》周围的那一彪人马,也陆续风流云散了。歌谣运动派的解体,主要原因应是社会条件的变化。正如胡适在十年后为《歌谣》写的《复刊词》所说:“歌谣周刊停办,正当上海‘五卅’惨案震荡全国人心的时候。从此以后,北京教育界时时受了时局的震撼,研究所国学门的一班朋友不久也都散在各地了。歌谣的征集也停顿了,歌谣周刊一停就停了十多年。”[4]到193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诸位先生为歌谣委员会委员,但那时连会都开不起来。直到1936年3月,胡适才站出来重新收拾旧山河,恢复《歌谣》周刊,看起来所聘人员有些还是老搭档,但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再了。而且,胡适在《复刊词》里所宣布的新纲领,其基调,与当年周作人的旗号相比,已经出现了显著的改变。胡适写道:“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周作人当年宣布两种目的,而且是把“学术的”——即民俗学的目的放在第一位,到此时,胡适放弃了“民俗学”的目的,只重申“文艺的”目的,即为“给中国新文学的开辟一块新的园地”。
 
  前期歌谣运动的同仁,大多是“五四”前夕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文化革命思潮的大形势下集拢而来的,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显得很是驳杂,而歌谣研究会的成立,虽然在歌谣征集处之后又酝酿了两年之久,但毕竟还是很仓促的,应该说周作人在《歌谣•发刊词》里所宣布的歌谣运动的两个目的,想把西方民俗学的套路和由“国风”开启的中国文化传统弄到一块,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歌谣研究会内部始终存在着意见分歧就并非偶然。这种分歧,到1924年1月30日召开的歌谣研究会常会上,便在歌谣研究会是否改名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未果而终。[5]
 
  学术方向上的分歧,可见出歌谣研究会这个流派是多么的驳杂而松散。在此会之前,周作人曾在《歌谣》周刊上撰文说,当时研究歌谣(具体说研究童谣)的有三派:“其一,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材料。其二,是教育的,既然知道歌吟是儿童的一种天然的需要,便顺应这个要求供给他们整理的适用的材料,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其三,是文艺的,‘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把那些特别有文学意味的‘风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这三派的观点尽管有不同,方法也迥异,——前者是全收的,后二者是选择的,——但是各有用处,又都凭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评判,所以一样的可以信赖尊重的。”[6]
 
  但在周作人和常惠的具体操作下,还是于下一期(第64号)上根据会上一些人的发言、特别是容肇祖的提议,刊出了一则《本会启事》:“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他是处处离不开民俗学的;但是我们现在只管歌谣,旁的一切属于民俗学范围以内的全部都抛弃了,不但可惜而且颇感困难。所以我们先注重在民俗文艺中的两部分:一是散文的: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二是韵文的: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一律欢迎投稿。再倘有关于民俗学的论文,不拘长短都特别欢迎。”[7]这则《本会启事》,我们可以看作是对《歌谣》周刊初创时周作人所撰《发刊词》的补充、修正和调整。
 
  《歌谣》周刊停刊十年后,由胡适主持复刊时,在他于1936年3月9日所撰写的《复刊词》里,对初创时由周作人所表述的办刊宗旨,亦即歌谣研究会同人们的共同的纲领,作了重大的修改,在实际选稿办刊中,也与周作人、常惠时代迥然有别了。他写道:“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所以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徘徊赏玩;勤苦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特的报酬也越大。”[8]一向就存在的民俗派和文学派之争,后期《歌谣》坚定地选择了文学派的立场。一大批文学研究者和教授,如朱光潜、李长之、吴世昌、林庚、台静农、陆侃如、吴晓铃、寿生等参加进来。于是,胡适时代的《歌谣》与周作人、常惠时代的《歌谣》所走的是两股道了。前后只存在了8年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也随着抗日战争***近北平而宣告解体了。
 
  “古史辨”派神话学
 
  20世纪20年代初,以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为起点,在史学界形成了一个延续时间达20年之久的被称为“古史辨”的学术流派,并由此而导致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工作的兴起,使神话从古史中解析(还原)出来回归到神话的地位。这个学派的特点是:
 
  第一,这个学派有明确的神话理论和研究方法。疑古、辨伪、释古是所有成员共同的理论基础,他们一生都在根据这一理论进行着“古史的破坏”与“神话的还原”的研究工作。顾颉刚率先提出“累层地形成的”古史观与古史神话的演变说之后,杨宽提出了神话的“自然演变分化”说与“东西民族神话系统”说,童书业提出了神话发展的“因果”说,发展了和完善了顾颉刚的神话学说,使“古史辨”神话学派得以最终形成。所谓:“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9]
 
  第二,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从20年代起至40年代的20多年间,陆续发表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内容坚实的、有着广泛影响的神话研究论著。如: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及相关讨论文章;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顾颉刚与童书业的《鲧禹的传说》和《夏史三论》等。其主要论著收辑在先后问世的七册《古史辨》中。
 
  第三,这个学派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话研究方法。由于晚清西洋的治学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使的中国的许多学者懂得了,要探求中国古史的真面目,就不得不把神话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出来,从而触发了中国神话学的肇始。西方神话学及其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之后,使中国神话学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有的采取比较神话的方法比较中西神话的异同,有的采用语言学的方法从语言和古文字上探求神话的原始真相,也有采取阶级史观去解释古代的神话传说。而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学者们,一面沿袭着清儒整理古籍和考订真伪的考据,一面又受了西洋史学方法的陶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顾颉刚把这个方法系统表述如下:“用新式的话说为分析、归纳、分类、比较、科学方法,或者用旧式的话说为考据、思辨、博贯、综考、实事求是”[10],或简言曰“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11]。顾颉刚把“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即现在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分析、归纳、分类、比较等科学的方法引进神话学研究的领域,从而开创了中国神话学的实证研究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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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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