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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与古村落保护的双重收获
基地建设具有民俗学田野教学范式创新和村落保护两方面的意义。在城镇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维护白鹭古村的整体面貌和传统文化生态，是教学基地得以持续生存的根本。因此，人才培养和村落保护就成为基地建设中相辅相成的任务。
就前者而言，民俗学田野基地建设不仅改变了教学环境，也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整体性诉求。这种整体性表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有助于田野整体素质的提高。在田野中，诸多在课堂上难以完成的教学任务能够纳入课程计划，田野作业的方法不再是纸上谈兵。田野作业方法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层面的方法论，一是田野技术层面的方法论，后者尤其重要。技术设备与田野的关系是当前田野作业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而在课堂里对这一问题是无所适从的。如何利用先进的设备开展田野，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有许多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在基地，可以使音像设备的操作、运用的教学系统化和规范化，研究生可以获得完整的民俗影像制作的直接经验。另外，以往大多是为了某一个论题或某个具体问题专门去某地进行田野作业，调查侧重于某一方面，而不重视区域的整体性把握。这势必导致调研缺乏宏观性、整体感，所得出的结论难免以偏概全。基地坐落在村落当中，田野作业面对的是一个村落。村落是传统农耕民俗存在的基本单位，蕴含完整的当地农耕民俗系统和历史文化积淀，涉及民间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包含民俗传承与现代化的所有问题，极其深邃而又广博，呈现综合性的学术态势。那么，这对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他们改变学科背景相对比较单一的现状。更何况，白鹭古村是中国南方宗族村落的典型代表，其对传统与现代的展示是全方位的，从中可以窥视中国南方古村落的发展态势，为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田野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从这一点而言，基地教学具有教室里授课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学者。
其次，有助于整体观学术意识的形成。基地建设改变了民俗学田野作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式的现状，师生可以潜心于白鹭古村的学术和教学的经营。如今，很少有人专心于考察和理解某一个地方的民俗传统。在民俗学的话语系统中，民俗仅仅与所谓的学者有关，民俗之“民”反而成为学问的点缀。其实，民俗学是最贴近民众生活的学问，[5]而不是过去之学，无用之学。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开始从性质世界转向生活世界，注重在语境中理解民俗，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和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性，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国家在场、文化资本、生活逻辑、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现代化等系列关键词频频出现，表明民俗学者已经逐渐摆脱了专注于某一民俗事象领域，而是在语境中全面把握民俗再生产的共时性和历时性。[8]这体现了另一层面的整体性。这一整体性同样得益于基地建设。基地使田野作业有了固定的据点，民俗学专业师生能够经历村民一天、一个月乃至一年的生活。这种完整的经历进入到村民完整的生活世界，可以从容而又全面地解读村落的民俗生活，理所当然地形成整体性的学术诉求和教学视野。
整体观的教学视野也为不同学科间教学合作提出了要求。基地的建设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想象或者可能，即学科团队交叉式的教学范式及跨学科基地教学平台的建立。事实上，基地田野教学已然发挥了赣南师范大学综合性、多学科的整体优势，除民俗学外，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历史学、旅游学乃至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的师生都曾陆续来到白鹭古村，开展教学活动。他们从不同学科背景、相异的问题意识出发，对白鹭古村进行全方位的民俗勘察，不同学科在白鹭古村相互碰撞、共同发声，跨学科的研究生教学机制由此产生。这样既发挥了各自学科的学术优势，也极大地张阔了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坚固了他们多角度、不同立场审视田野的学术立场。
白鹭能够成为田野基地，主要因其是古村落。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开展，古村落保护同样也推行得如火如荼，这种保护主张维持建筑的完整，甚至要求村民搬离古建筑以避免建筑的破坏，当然，对于原貌的外在的保持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古村落保护的唯一途径。地域文化传统的维系关键在于保持其地方性。对于白鹭古村而言，其地方性在于“古”以及“客家文化”，这两者是白鹭古村最为突出也是最为独特的要素，而融合了两者特征的东河戏以及有关白鹭名人钟谷的传说即为古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征。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具有双重特质，既是一种具体可见的物质客体，比如纪念碑，雕像等，也属于象征符号，或是一种“具有精神内涵的、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9]从这一定义和阐释出发，可以将古村落的保护，定义为对于历史记忆或集体记忆的延续。这种集体记忆是深入当地人骨髓的东西，这不仅仅是一种群体的认同，更是精神上的归属与反哺。白鹭古村中出现的农民工的“反哺”现象，正是对于白鹭精神的最好诠释。但对于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的延续并非是一个固守的过程，反而是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来包容一切的新生事物，比如对于传统资源的开发，民俗旅游的兴起，以及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当地妇女的地位的改变等，这些文化事业和现象都被融合进了白鹭古村的现代化之中，从而构成了古村集体记忆的独特性。
对于白鹭古村本身的田野记录和研究就是对于它的保护。《客家古村：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10]一书是由赣南师范大学民俗学和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对白鹭村的田野“作业”结集而成的册子，可视为白鹭古村民俗学田野教学的标志性成果。论文集书写出镌刻在客家古村之中的历史记忆，以及在历史变迁中所展现的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民俗旅游、集体记忆、科举史以及留守妇女、新生代民工等都成为研究生们所关注的领域。这本书所运用的方法不仅是民俗学，也涉及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而这些角度的加入和混合，让成果呈现出一种较为丰富和完整的村落生活图式。
言及古村，人们可能会想到漫长岁月所刻下的痕迹，比如古屋、古碑、古树，以及一些色彩斑驳的古墙等，认为古村必然是与现代社会或现代城市所不同的时空，没有汽车、空调、电视、洗衣机、网络等现代化生活样态，莫名地就将这个村落推到百年甚至千年之前，而《客家古村：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则用客观的记述告诉人们：所谓的古村并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异时空的“他者”，同样是现代进程的一部分，其保护和发展面临着诸多转型当中遭遇的症结。
在探讨传统文化传承时候，往往涉及传承人，一些传统工艺和民间表演无人可传，因为当地的年青人大多外出打工，这就使文化遗存特别是传统技艺的传承陷入了危机。正是出于现实的考量，对古村的调查记录也增加了当地传统习俗能够延续的可能，巫觋、东河戏、宗祠、庙宇、族谱以及各种民间信仰的分析皆体现了外来者对于当地的认识。这种认识或深或浅，但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延续当地民俗传统的工作，或者说是对于古村落的“另类”保护。不论是对白鹭古村的民间信仰、传统戏曲以及各种传说、故事的记载，还是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农民工、留守妇女、民俗旅游、文化资产的估算或是土地流转等问题，都包含着研究者对于白鹭古村最为直接的感受和分析，成为外界认知白鹭古村的必要的参考书。
但遗憾的是，在这本集子中，没有塑造生动的村民形象，有的只是一个“架子”。白鹭古村不属于研究者，也不属于游览者，真正的归属是当地的村民，但是在论文集中却很少论及村民的想法和诉求。对于古村“保护”意义的落脚点不在于当地人，反而偏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的保护，并非指的是一成不变、固化当地的建筑和生活方式，以及已形成的各种利益层级，反而是一种平衡和协调多方利益的过程。在众多利益纷争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当地村民的权益，只有眼光向下地从村民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地保护白鹭古村，才能保证文化遗产的延续。这是这本论文集的不足所引发的学术反思。基地的好处还在于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得到实践的检验，以村落实际凝练学术伦理和学术指向。
白鹭古村频频出现在学术话语当中，迅速提升了其在学界的知名度。一个古村一旦与学术保持一种恒常的关系，其保护便拥有独特的优势。其实，基地的存在本身就能够激发村民的文化自觉。面对不断涌入的师生和游客，村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居住的场域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原本村民无一例外关注的是山外的世界，田野教学的开展唤醒了村民的自我意识，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生产生活乃至生命感知是上层精英所感兴趣的，是有学术价值的，进而建立起文化自信。
这种文化自信源于师生们对村民和村落世界的最根本的尊重和礼敬。一群研究生围坐在年长村民的身边，毕恭毕敬地倾听老人侃侃而谈，不时埋头做笔记，此般情景在白鹭已司空见惯。尤其在多次成为访谈对象之后，村民的记忆和言谈被师生认真书写，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油然生发。一旦有了文化优越感，无需专门宣传，保护意识便渐渐在全村弥漫开来。别的古村可能还会出现的大拆大建的现象，白鹭则早已绝迹。在白鹭，保护的呼声发自村民内心。目前，传统村落保护的力量均来自外界，主要由政府和学者所把持和掌控。[11]这种保护主体外置的保护多少带有强加的意味，其效果往往差强人意，而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应该出自村落内部。因此，田野教学活动的开展就是在促进古村的保护。由于有了基地，白鹭具备了其他古村无可比拟的保护环境和条件。
(本文原载于《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04期，详细注解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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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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