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字“银”的组成表现了银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银”属金，“金”字旁说明了它的物质类别与范畴。又从“艮”，“艮”接近于“银”字的发音。金、银、铜是中国先民最早发现的三种金属。《尚书·禹贡》曰“(扬州)阙贡惟金三品”“(荆州)阙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汉朝孔安国注：“三品，金、银、铜也”即是指这三种对中国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的金属。古汉语“金”不单指黄金，也包括银和铜。《说文解字》释“银，白金也”，并释“金”：“五色金也，黄为之长”，即金银铜铁锡，黄金最优秀。《史记·平准书》记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基本可知，在中国古代的话语体系中，白银与黄金、红铜，乃至铁、锡归为一类，并称为“金”，其价值和地位次于金而优于铜。金、银、铜及其制品，成为划分等级的物质符号系统。

　　至于“饰”，在汉语中小篆写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饰”的解释为“刷也，从巾从人，食声，读若式……”认为“饰”字之本义是“以巾去尘”，“拭物者巾也。用巾者人也”。清代段玉裁注认为：“以巾去其尘，故二字(饰、刷)皆从巾。去尘而得光明，故引申为文饰之义”；又“凡物去其尘垢即所以增其光采。故刷者，饰之本义。而凡踵事增华皆谓之饰，则其引申之义也”。刘熙《释名·释言语》曰：“饰，拭也。物秽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后明，犹加文于质上也。”《礼记·乐记》更讲到“心”与“象”“饰”三者关系：“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心动为乐，乐发为声，声音之美，便在于节奏文采之类的“饰”了，也因为有节奏，有文采，声音才成其为乐音，从这个角度讲，“饰”也具备了决定本质的特性，“饰”成为礼教的一个构成部分。可见，在汉字所处的文化体系中，“饰”与被饰之物，有文与质的关系；包括“饰”在内的穿戴装束、行为仪礼，成为人的外在形式，与“质”相辅相成构成了社会人的要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以，汉语的“饰”的过程，是一种“文化”的过程；“饰”之于人类文明，有着代表性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对“饰”的研究，就是对人类文明过程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银”为“饰”，才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类文化表述方式。

　　据考古发现，中国境内的早期人类也有佩戴饰物的习惯。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遗址，除了发现可能用于缝制衣服的骨针之外，就已发现了141件石、蚶、壳、骨等不同材质的装饰品，其中大多数为兽齿。根据这些装饰品的排列方式和出土位置，一般推断为成串的头饰或者项饰。另外，有25件被赤铁矿粉染成了红色，被推测有巫术的或审美的意义。

　　而周代文献的记载中，占有首要地位的身体配饰是玉饰。周礼之中，首饰之礼是重要的社会制度，周礼不仅对服装的颜色、材料有所规定，对首饰的材质、佩戴场合也有严格要求。《周礼·夏官·弁师》云：“弁师掌王之王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比如，女孩子到了16岁要举行笄礼。之后所佩戴的笄的材质与款式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要求。《仪礼·丧服》中说，“恶笄者，栉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即按照当时风俗，笄有吉凶。吉笄通常以象牙制成，位尊者用玉，卑者用骨。恶笄则用木、竹，并且笄首不可有装饰花纹。

　　崇玉的历史在四千年前由于金属的出现而渐渐改变，黄金逐渐在很多场合替代了玉，取得了尊贵的身份地位，以及通灵与神圣的内涵。正如叶舒宪的研究所言：“从出土文物看，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玉器标志着玉教神话在东亚地区的萌生，而四千年前后金属器物开始批量出现在中原文明的情况，表明玉教神话向金属神话演化和转换的时代，大致上与华夏文明史的展开是同步的。”

　　目前可确定的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金银制品是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金耳环以及金银鼻饮，碳十四断代其埋葬时间为公元前1600到前1400年之间，相当于夏代。新疆下坂地墓地出土的银耳环为目前发现的仅有的属于商代的银器。内蒙古准噶尔旗西沟畔战国时期匈奴墓出土了银卧马纹饰片，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了银环和透雕花虫银饰片，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战国墓出土了猿形银饰等。

　　大致说来，春秋战国直至秦王朝，玉饰依然独领风骚，而金银器的开采、冶炼与加工制作逐渐受到自上而下的关注。随着人口的增长与聚集、王朝力量的集中与强大、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备，以及物质文明的日渐丰富，金银饰都加入盛世王朝的建设之中，直至汉朝，金银饰正式成为民族制度文化的有机成分。

　　汉代国力强盛，又推行“大一统”的儒治加法治，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都到达文明的新高度。《后汉书·舆服志》解释了人类首饰的来源：“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在首饰佩戴的神圣化归因之下，汉朝规定了若干服饰要求，在配饰上的形制与材质也空前的繁复。如规定太皇太后到皇后的入庙服：“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翦氂蔮，簪珥。珥。耳珰垂珠也。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蔮结。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级焉。……皇后……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

　　汉朝是第一个修《舆服志》的朝代，也是周礼制定以后第一个明确践行严格礼治的时代，这与汉武帝实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分不开。董仲舒的学说强调了尊卑有序礼治思想和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体现在服饰上，就是要“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作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物资，玉也好，金银也罢，自然也都物尽其用地成为维护礼制的工具。自汉代起，金玉第一，银其次的礼器顺序，在正统社会里基本成为定局。

　　唐代，人们对金银的需求持续增长。白居易有诗描绘当时采金采银人的生活：“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根据文物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唐代金银器文化的繁荣，颇受当时的“西风东渐”影响。唐代银器造型、花纹均有波斯等西域文化的艺术风格，唯首饰形制受影响不大，但金银材质的首饰比前代有数倍增长。“丝绸之路”的存在与考证也证实了唐代金银文化的兴盛，应该是得益于“海纳百川”的朝代开放的文化心态。自唐代起，玉、金与银在礼俗社会中“三分天下”，正式深入各阶层的日常与非日常生活，各营其事起来。已有学者根据《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整理统计了唐代和宋代有品之官的服饰制度，兹删节增补援引如下，从中可窥见金玉与银饰的社会功能与角色。(表1)

　　表1唐、宋品官服饰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