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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叙事研究经典系列讲座 | 刘魁立先生讲授“民间叙事的形态研究”
  作者:朱家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3-04-14 | 点击数:11251
 

  2023年4月10日下午,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民间叙事研究经典系列讲座”在山东大学知新楼正式开讲,第一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中国民间叙事研究的倡导者刘魁立先生主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叶涛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师生聆听了本次讲座。

  首先,刘魁立先生以“文本”为中心,从内、外两个维度,概述了民间叙事研究的多重视角。在文本之内,可进行的研究包括题材分析、形象分析、主题分析、形式分析与价值分析;而文本之外,则可以对作者、文本的生成环境、以及以受众为核心的生态环境等问题展开讨论。刘魁立先生以“民间叙事的百花园”喻指民间叙事研究的多样与繁盛,这座百花园也是对民间叙事研究的系统性把握与概括。

  其次,刘魁立先生对“比较”这一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解读,他指出“比较”是人类认识、辨别、定义事物的最基本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尽管我们自己没有察觉,但是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定义和表述都离不开比较;进入学术领域后,我们需要从科学方法论的层次来认识“比较”,此时对于“比较”就有了更多的限制和要求,包括类型关系比较、亲缘关系比较,等等。

  在民间文学领域,通过比较或其他相似的方法进行研究时,大家都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程度的人唱同样的歌、讲同样的故事这一雷同性现象感到惊奇,许多贤人志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求索,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由此形成了诸多学派。

  最初的研究要从格林兄弟谈起。作为语言学家的格林兄弟在搜集研究资料时发现,有些语言之间关系非常亲近,于是他们致力于梳理语言谱系,并且利用历史比较法,构建了所谓的“原始共同语”。他们将这一方法推广到民间文学领域,尝试借助语源学的考证分析,寻找“原始共同神话”。在“神话学派”看来,民间文学的雷同性是由民族或文化的同源性所决定,该学派是一元发生论的支持者。

  随着实证主义兴起,提倡具体研究民间叙事迁徙历程和演变过程的流传学派出现,该学派认为故事的雷同性是各民族、各地域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不过该学派也支持一元发生论,并且致力于追溯最初的发生源头,这便造成了漠视其他民族独特创造的问题。

  在此之后,以泰勒为代表人物的人类学派出现。患有肺病的泰勒曾前往墨西哥养病,出于对古物的兴趣,在一位同在该地养病的银行家的赞助下,泰勒搜集了大量不同时代的石器。在对藏品进行分类时,泰勒打破了时间顺序,以文明的发展水平对藏品进行排序,由此为学术领域带来了共时研究的思维启示。这一学术主张也为民间文学雷同性问题提供了另一种释读方案,即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促成了不同地域民间文学表现形式的一致。

  随后出现的是心理学派。弗洛伊德利用精神分析法治愈了一位在陪护父亲时突然口不能言、身体也没有反应的女性,之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心理分析研究中。该学派认为人类共同的心理会生发出共有的想法。

  在这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马林诺夫斯基被困在了太平洋的一个岛上继续做调查。通过调查,他发现人类的需求促成了文化事象的产生,如果想让一个孩子快点入睡,就要给他讲一个足够吸引他的故事,于是就有了童话,与之类似,所有的传说、故事或者其他文学体裁都是由于需求才产生的,这就是功能学派的观点。

  后来有了历史地理学派,该学派最初的工作目标就是将全世界的故事材料整理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让故事便于索引,他们对故事进行了分类,同时也理清了故事的历史与地理的关系。

  在对民间叙事不同流派的学术主张与主要贡献进行详细梳理后,刘魁立先生又对民间叙事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展开了介绍。较早的概念是由阿尔奈提出的“类型”,在这之后首先由俄罗斯的安德烈耶夫将“类型”变为世界性的概念,他把整个俄罗斯的故事都用阿尔奈的办法编制了索引,该索引的代码叫“AA”,即“阿尔奈-安德烈耶夫”。我们现在最常用的索引是“AT”,T是汤普森,他被芬兰学派请去补充和完善阿尔奈的索引。在此过程中,汤普森制定了另外一套索引,并且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母题”。相较于类型,母题进入到了情节分析的细微层面,这也意味着,母题索引比类型索引更为细致。

  在上述概念的启示下,荣格提出了更为细化的“原型”概念,即“原始类型”。对“母题”概念的细化包括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神话素”以及邓迪斯提出的“母题素”。对此,刘魁立先生指出,概念的细化与深化,有助于开拓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20世纪20年代,形式主义兴盛于俄国,当时甚至出现了按五角星形状排列诗行的写作方式。此时,普罗普也转向了形式研究,并且提出了形态学;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形式主义在俄国遭到了批判,形态学的研究方法也备受冷落。直到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将《故事形态学》翻译成英文,这才使得该研究方法享誉世界。普罗普提出的概念为“功能”,一共有31个,在一则故事中,功能的排列顺序大致都是一样的,偶尔缺失几个也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在民间叙事研究中,不同民族都做过非常细致的整理、分类和研究工作,日本学者稻田浩二编撰了《日本民话通观》,为日本民间叙事研究做了很多贡献。我国的“民间文艺十套集成”也有相当高的价值,尤其是“故事集成”,但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分析和研究,刘魁立先生希望大家能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继续深化对于民间叙事理论的探讨。

  最后,刘魁立先生为大家讲述了一个民间叙事类型研究的实例。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民间文学学者共同成立了“东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宗旨是研究三国共同的故事,编写一部三个国家民间故事的比较索引。该学会的每次会议都会选择一个故事进行讨论。在准备“狗耕田故事”讨论会的过程中,刘魁立先生认为,找寻材料时应尽量保持材料的同质性,于是他选择了浙江省的故事。在分析的过程中,刘魁立先生用线段表示不同情节,并将三十余则故事的情节发展情况横向列出,发现有一段情节出现在了所有的故事中,当他将这些图示纵向立起后,出现了一棵树形结构,所有故事共有的情节可以合并成树干,其余情节则成了枝桠。

  在分析树形结构时,刘魁立先生也发明了一些新的概念。例如,他将由故事共有情节合并而成的树干命名为“情节基干”;将能够衔接朝向不同方向生长的新枝桠的生长点定义为“积极的”;将能够为其他情节或母题所替代、最终又回到基干的情节定义为“消极的”,这种回到原点的故事生长模式也是通俗文学、影视作品的常用法则之一。

  在讨论环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朱家钰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对刘魁立先生《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为民间文学研究带来的方法论启示进行了总结。形态学研究首先需要划定研究材料的边界,由于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究故事类型的结构特征,故而需要找寻结构简单、易于得出规律的故事;此外,因为研究目标是故事内在生长规律,所以应该选择同质性程度高的故事文本;最后还要考虑故事数量的问题。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刘魁立先生选择了浙江省的狗耕田故事。同样,形态学研究也必须排除历时因素和文化内涵分析,将研究限制在共时范围内。最后,该文使用的拆分与合并的研究思路能够被拓展应用于不同的民间叙事和民间文化事象研究。她指出,《民间叙事生命树》一文为民间故事研究提供了一套可供模仿的操作范式,也提供了诸多能够展开进一步讨论的学术生长点。

  李梦博士从传说形态学的角度,对刘魁立先生的讲座进行了阐发。她指出“狗耕田”的民间故事生命树是树干型的,而传说生命树更像是“花叶型”的,这就涉及到动词性情节和名词性情节在不同民间叙事文类中的重要性问题。刘魁立先生很强调普罗普对他的启发是“抛开了主人公的重要性”,转而更关注他们的行动,但是反过来,在传说文本中,一些名词性母题至关重要,乃至于在分析叙事结构时是不能抛弃的。当下的传说形态学研究包括个案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形态学视角下的个案研究比历时研究更能清晰呈现民间叙事的结构与框架,而理论研究则进一步凸显了传说形态学的方法特色。由此可见,在形态学的启发之下,民间文学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刘魁立先生绘制了第一棵民间叙事生命树,我们应该画更多的树出来,最后会发现民间叙事生命之森林。同时李梦也就故事形态学和传说形态学的区别向刘魁立先生请教。

  在回应阶段,刘魁立先生指出,当下学术研究的通病在于过分看重信息,而比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信息的加工,信息搬家不等于学术的推进;信息的积累固然重要,但信息本身无法说明自己,只有我们对它进行加工后,才能说明信息。回到李梦博士的问题,刘魁立先生指出,传说研究难于故事研究,因为传说加上了另外的性质和条件,它与时间、环境等历史现实发生了关系,而故事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传说也有形态的问题,但与故事形态不太一样,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尤其是有关名词性和动词性的问题。

  刘魁立先生的讲座长达三个小时。年近九十岁的先生始终精神饱满地站在讲台上授课,先生学问的渊博和对于研究工作的严谨执着精神令在场的师生深受感动与鼓舞。作为刘魁立先生的弟子,叶涛教授在讲座开始时简要介绍了先生在民俗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卓越贡献,并在讲座结束时对于先生给予山东大学民俗学专业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本学期,山东大学民间叙事研究经典系列讲座计有六讲,朝戈金、陈泳超、施爱东、李扬、叶涛将陆续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