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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民俗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边缘交叉学科，其缘起于西学输入的浪潮及文化与传统问题之讨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新时期文学也进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的发展阶段，文学理论批评亦向开放性和建设性发展。各种文艺问题的论争、创作观念的碰撞、流派的“崛起”或作品的“轰动”，在文艺界已习以为常。但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方法热”还是令人注目，可视为文学艺术领域的一个转折。学人认为“方法的更新，不仅意味着思维空间的开拓，也意味着心理空间的开拓。它有助于我们自由广阔地去感受生活，思考生活，更好地发挥文学批评的功能。”(1)“方法热”中有一个层面就是对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的移植。自1985年以后，西方20世纪的理论批评著述大量译介到中国，批评家们掠过了西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理论批评轨迹，在多样化的批评格局中，几乎可以看到西方各种批评流派的踪迹，其中文化批评席卷学界，兴起“文化热”，其核心是对“文化和传统问题”的探讨。关于文化和传统问题的讨论“给新时期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予以“定向”。(2)与此同时，“文艺研究方法论问题”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八五’（1991—1995年）国家重点课题规划”。(3)此外，上世纪80年代各高校亦积极促进学科建设与学缘重构。(4)在此历史情境中，文艺民俗学应运而生。
文艺民俗学是“在民俗和文艺学的结合点上，共同建构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5)其建构与兴起是研究者希冀用民俗学的知识、理论，推动文艺学科的发展。这一理路与方法并非前所未见。从明清时期国外汉学界就用民俗视角对中国文学进行阐述，如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Léon Wieger）依据中国历代文献编译了《近世中国民间故事集》，该著汇集了各种中国民间奇异故事，藉此展现中国百姓的迷信知识和鬼神观念；(6)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中国古代的节庆和歌谣》通过对《诗经》中的情歌进行考察，论述了中国上古时期习俗转化为礼（“文明秩序”）的过程；(7)等等，诸如此类。此外它与20世纪上半叶文学引入民俗研究之学术传统亦一脉相承。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始，之后有闻一多《神话与诗》《楚辞补校》、赵景深《<西游记>在民俗学上的价值》、郑振铎《汤祷篇》、郑伯奇《民俗研究与文艺大众化》等，这些均为用民俗学方法、视角对中国文学的论述，此研究方法在古典文学更为普遍。尽管当时并未有“文艺民俗学”话语，(8)但以民俗学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却早已存在。1949年以后因民间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接受苏联口头文学理论的影响，且民俗学学科被取消，此研究理路亦随之消失。随着80年代民间文艺的复兴以及文化研究思潮的兴盛，(9)用民俗学知识、视角研究文学重新被倡导，出现了“文艺学与民俗学之间相互联姻”(10)的文艺民俗学。
文学与民俗交叉研究的倡导者中“不乏新中国乃至新时期各学科建设的领头人”(11)。1978年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师范大学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就提出民俗学可以作为“人文科学乃至于某些自然科学（史）的手段学——方法学。……这种以民俗学作为手段的倾向，在现代有些国家（例如日本）的学界里是相当流行的，特别是在古代史和古代文学史、艺术史等的研究中，应用民俗学做手段，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境地。”(12)后他又从“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以及“研究古典如何借鉴民俗学研究理论和方法”(13)三方面论述了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的交叉。另一重要倡导者就是王瑶先生。他对80年代文学研究“从文化层次来研究现代文学”与“从外部向内部掘进”两种趋向予以阐述，其中对于前者，即“汲取与文学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成果”持肯定态度。(14)而在同一时期的众多学人在文艺批评中亦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此视角。
国外也有“文艺民俗学”话语。1987年林襄华等主编的《文艺新方法新学科新手册》中就介绍了“文艺民俗学”，相对的英文为folklore in Literature，在对其表述中主要强调了“民俗的程式和规范”对于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并论述了文艺民俗学的范畴包括民俗戏剧（Folk Drama）、民俗歌曲（Folk Songs）、民俗故事（Folk Tale）等。(15)由此可知，它的所指与沃尔特·翁“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一致(16)；亦与俄罗斯（苏联）的“Folklore Literature”(17)及日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再话文学”(18)类似，这与我们所论“文艺民俗学”不同。文艺民俗学在中国自出现就致力于从学科层面构拟文艺民俗批评体系与文艺民俗批评原理。因其脱胎于“民俗学”与“文艺学”两个母体，该领域的著述主要从民俗学与文学两个立场出发梳理探究，其研究路径主要有：
运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学文本的生成、风格进行解读。这一研究路径从20世纪初期起就引起关注，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主题、母题等被用于阐述《诗经》《楚辞》等风骚诸学，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如前文所提闻一多诸先生；后这一方法成为“一种新的解诗传统”，推广到志怪等古典小说领域。除了大量有关《山海经》《搜神记》研究外，学者亦开始关注民俗趣味对文体流变、渊源的影响(19)，作家素养中的民间文学元素(20)，以及民俗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等(21)。这一研究路径中，以古典文学用力最勤，但成果“大量浅层次”，且重复过多，古代文学与民俗学交叉研究相比较于其他研究方法并未取得相应的成就(22)。但须特别提出的是，民俗学独特的田野考察法被引入文学作品考察所带来的影响，如袁行霈在文学史领域呼吁“田野考察和民俗调查”，希冀文学史研究者“把案头的工作和田野的工作结合起来，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结合起来”。(23)王一川提出“修辞论诗学”，强调从“整体文化”视野与民俗文化基点切入。(24)
民俗作为文艺批评与文艺审美的一个维度。在这一研究路径中，成果众多，而且他们的研究内容、旨归亦不相同。其一，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民俗事象之梳理与归纳。如宋德胤、秦耕等关注到了“文艺民俗的描写问题”，致力于阐述“文学作品如何去反映着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民俗事象”，(25)他们的研究为文学作品中社会风俗、民俗文化的发现极为重要，且可作为社会发展史料的文献补充。后这一研究方法更多被用于乡土作家、地域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分析。(26)此类研究中还包含民间文学与民俗关系之研究，因为这一范畴属于另外的领域，在此不述。“文艺如何反映民俗”，从“学术操作层面上看，从文学作品入手梳理社会民俗比较容易上手”(27)，但这样的研究使得文学文本成为“社会风俗史资料的文献库”，且文学作品中民俗有其独特的“想象”，这就需要阐述辨析“元民俗”与“文艺化民俗”“艺术化民俗”等，而由于历史情境的缺失，又使这一论题陷入悖论。(28)其二，通过社会文化理论，阐述民俗学的文学功能。如司马云杰、王献忠等关注民俗学的文学功能，(29)这一研究多与文学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交融。其三，通过“民间”重新审视解放区文学与都市文学。如陈思和、王光东等对“民间文化形态”“民间视域”观念的阐述，并基于此对《生死场》《秦腔》进行解读。(30)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民俗学视角的借用，拓展了文学范畴的理解。但其所述“民间”与民俗学之“民间”意义、内涵、空间不同。此外还有大量关于地域文化作品的文艺审美阐述。(31)总之，这一路径的研究大多以“民俗”作为文学批评与审美的新维度，丰富与拓展了文艺作品“文学性”“审美性”的阐释与范畴。
基于“文艺人学观”，论述文艺与民俗的内在建构。陈勤建围绕“‘人的文化存在’是‘以民俗文化为核心基础结构的存在’”，确立了文艺民俗学的“人学理论”基础。(32)并沿着这一思维的路径，构建了“民俗生活相”“民俗意象类型”“民俗纠葛”(33)等理论范畴。他所建构的文艺民俗学理论体系，从徐中玉、钱谷融等先生的“文学即人学”起，吸纳了蓝德曼（Michel de Montaigne）、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人学”理论(34)。这一文艺批评理论方法二十余年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从其研究内容而言主要涵括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和作为批评方法的文艺民俗学理论范畴的构建。(35)这一研究路径影响了其他领域，如对元杂剧、《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重新解读以及“文艺民俗审美问题”(36)；致力于文艺民俗学与文艺民俗批评的深入拓展。
综上所述，文艺民俗学从其兴起之时就致力于学科交叉，并在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多视角、多维度、多路径的研究，并在吸纳、反思本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到当前的学术对话中，在对话中构筑文艺民俗批评的多种研究方法。”(37)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3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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