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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垚]新中国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探讨
——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中农村皮影戏的实证研究
  作者:沙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9-30 | 点击数:1157
 

  为什么1970年是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一生最快乐的时光?而不是2000年之后他在欧洲的巡演?他为什么要这样建构历史?如果把农村文化实践的历史书写权还给农民,他们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

  这个案例还启发我思考,进行农村文化实践及其口述史研究,或许指出过去事实的对错——讲了什么——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为什么这么讲——或许更为重要。通过对建构过程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当地发生的客观事实,还可以了解历史的变迁和复杂的现实社会的关系,以及讲述者的利益诉求、情感结构、价值观念。

  2004年,有一家文化公司来华县给潘京乐和吕崇德录戏,发行戏曲“专辑”。吕崇德自由选择剧目,他挑了《赠钗》、《借水》、《过门贤》和《迎亲》四折,其中《过门贤》和《迎亲》便是现代戏。潘京乐一生会演二百多本戏,我问他最喜欢哪一本?他说:“演好了,都喜欢,《沙家浜》、《血泪仇》、《穷人恨》都好,有教育意义……这个演戏跟人有关系。”

  21世纪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更多指向农耕文明或儒家文明,但在农民艺人的心中,社会主义文化至少有着与传统文化同等的位置,戏是否受欢迎,不仅仅在于剧目,更在于表演者的能力。他们的这一认知与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差异,他们对历史的重述本身是一种建构,建构出一种对主流历史叙述的批判范式,而这种文化批判的能力恰恰是文化主体性的体现。

  农民艺人出于对当下自身处境的不满,建构出20世纪50年代民间艺术繁荣的盛世,其中不乏乌托邦的历史想象。“在华县跑,骑个自行车,在前面弄个大红旗一绑,呼啦呼啦,到哪演出都是。后面绑个大喇叭。华县各个生产队长,不管大队书记、公社书记都认识我。……外地的戏,县上开的介绍信,我跑的地方多,西到宝鸡,东到潼关,北到陕北,多得很。就没过黄河。……从正月初二、三戏就开始了,一直演到收麦,天天晚上都有戏。户口在县上,拿粮票给家里,我们去演戏,大队管饭么。”

  农民艺人的历史建构能力恰恰是在20世纪50年代获取的,并在此后的岁月中逐渐沉淀和成熟起来的。他们对现状的不满,除了以回归历史的方式表达,更主要的是对现实的直接批判。有意思的是,农民对文化主管部门的批判并不仅仅是站在个人角度,而是调动了传统道义、社会主义国家属性、政府职能,以及文化使命等宏大理论资源。

  在访谈中,吕崇德多次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他说“我现在就心理不平衡,用你的时候香香的,不用你,你啥都不是。”他的意思是,现在各级政府为了获得国家经费,每年都会用车把他们接到酒店,开座谈会,让他们演几折戏,再用车把他们送回来,有时候甚至只给几块钱,让他们自己坐公交车回去。“那年(大概是2009年)渭南市群艺馆录了四个小时,才给60元,我们都不同意,吵起来了,他们才给了100元。去年(2012年)渭南市群艺馆又给我打电话录戏,我说身子不美,不唱了。”“人家到宾馆大吃大喝,我们连顿饭都不管,丢人得很。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不是为了艺人。大家都知道,国家每年给华县皮影几十万,钱用到哪里去了?做了啥嘛?只想录个音啥的,我才拿100块钱,不知道把钱用到哪里去了。”农民艺人魏金泉说,有了华县皮影戏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了你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才有你这个位置。没有我们艺人,就没有你么,你凭什么对我们呼来喝去的?你不保护华县皮影,有非遗办,没有非遗办,有啥区别?这种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建构与批判的能力,正是农民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

  三、小结

  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第一,通过组织化,既包括对专业戏班的登记管理,也包括将业余戏班纳入农村俱乐部,农民戏班进入国家计划体系,可以视为农民艺人翻身的制度性起点;第二,社会主义文艺调动传统文化资源,刺激了农民艺人和农村知识青年的服务意识,转变了其价值实现方式,同时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将传统资源动员起来与社会主义文艺有机勾连;第三,通过学习,农民艺人掌握了社会主义文艺精神,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并将之作为思想武器,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维护自己的权利;第四,农民艺术填补了时代文艺的空白,成为新中国文化结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与20世纪末开始,农民艺术作为一朵猎奇消费的“原生态”之花镶嵌在资本市场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五,农民从自己的生产生活、日常经验、情感价值出发建构的历史,体现出农民生活世界的世道人心,同时具有文化主体性的农民,对社会文化实践中种种不公现象有着自觉的批判意识。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逐渐获得了与其政治经济身份相匹配的文化身份,他们不再是任人欺负的戏子,不再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而是共和国的主人。他们通过非常生动的文化活动,来到共和国的前台与文艺工作者一起探讨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他们作为一个文化的主体登上社会与历史的舞台。农民政治、经济的参与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遗产,诞生了新中国,那么他们文化层面的参与,是否会探索出一种引导中国未来文化走向的可能性?

  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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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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