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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欣]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谈起
  作者:袁先欣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2-15 | 点击数:5938
 

  三、国语与民族主义问题

  通过此前的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整理出两个问题:首先,京音派的主张不可解读为以语音中心主义寻求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村田先生此处错误读解的原因是什么?其次,京音派与国音派不同的主张,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内部"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种冲动,那么,这两种冲动与经典式样的西方民族主义是否相关?通过京音国音之争,这两种冲动发生了对立抵牾,其背后的原因和意义为何?在下面的部分里,我尝试对这几个问题逐一进行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回答。

  1. 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

  如前所述,村田先生将京音派的语言统一主张,叙述为一个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逻辑式样的、以纯粹声音追求和颠倒出民族主体和起源的过程,实际上忽略了京音派内部逻辑的复杂性,是一个有问题的判断。很明显,村田先生在这里是直接套用了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阐释,而对中国历史事实内部存在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未有足够的警惕。

  很容易看出,村田先生所倚赖的理论资源,是柄谷行人先生关于现代国语形成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柄谷先生描述了日本国语形成过程中,如何以一种"言文一致"的颠倒方式,将语音/口语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实际上是要否定作为历史存在的文字(尤其是汉文)。通过这样的过程,纯粹声音性的"大和音"被发现,民族主体得到了凸显[19]。柄谷先生试图通过对这个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的批判,来解构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起源和历史的神话。村田先生使用柄谷先生的理论,其实是试图在中国语境内,揭示出作为一种叙述的民族起源、历史同样是被"颠倒"着创建的这一过程。在这个问题意识与批判立场上,我与村田先生是一致的,即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叙述中,同样存在欺骗性的"颠倒";然而,村田先生未经反思直接将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套用到中国情境中,使得他掉入了陷阱,做出了与中国历史情况不符的判断。

  我认为,村田先生之所以会不假思索的套用语音中心主义导致的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当然一方面大概是由于村田先生本身作为日本学者,容易为本国经验先入引导;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构建民族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构成了一种经典民族主义式样这一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尽管霍布斯鲍姆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均指出,语言之成为民族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欧洲民族主义浪潮中的新现象[20],但潮流振荡,影响所及,以语言、尤其是口语确认民族的方式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模式。不仅在日本,包括西欧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在内,现代民族的成型与抛弃普遍性书面语(汉文或拉丁文)、将本民族口语改造为文学语言的过程均有着极深的关联。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这一套理论无法完全融洽的事实却提醒我们,由西方建构叙述的民族主义理论并非如其自身宣称的那般"普遍",其中必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颠倒"和"断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构成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一套理论的视角。

  事实上,从语音中心主义到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之所以能够造成,是因为西欧、日本民族主义发生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社会背景。一方面,中世纪的西欧有拉丁语、明治之前的日本有汉文作为一种外来的、表意的"普遍性书面语",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地方方言崛起之时,这个外来的、书面性的普遍性语言就构成了一个"他者";在此一"他者"的映照之下,新生的"民族性"就必须要从与外来的书面语相对的"口语"中寻找和获取,由此来获得自身民族性的定义和统一。本居宣长在假名中找寻只属于日本的"物哀"的民族性,西欧民族将民族的"血脉"和"根"的意识投射到语言和口音之中,皆属于这样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是特殊的历史过程将民族、口语整合到了一起。通过对作为"外来的"、"书面的"普遍语言的双重否定,同时作为"民族的"、"口语"的新共同语得以诞生。与此恰成对照,在中国的语境里,前现代中国使用的普遍性书面语文言文,是由中国内部自发产生的,并不具有外来性;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取代,虽然有语音中心主义的因素蕴含其中,但也不是口语/口音对文字的绝对否定,而是一种新的书写系统对旧有书面语系统的取代。在这里,构建统一民族性,不是通过对外来"他者"的否认来达成,而是需要从自身历史(以及与历史深深缠绕的文字)中找寻资源;对纯粹声音的重视则更多的出于实用方面的考虑,导向了现代化的诉求。因此,在中国的个案里,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不能一以贯之。在这个意义上,从中国经验出发,就可以看出,位于西方民族主义叙述中心位置的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实际上是特殊历史社会环境的造物;由此,依靠这一逻辑成立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的"普遍性",也就被破除了。

  2. 中国语言民族主义

  在前文中,通过对隐藏在京音派与国音派主张内部逻辑的考察分析,确认了隐藏在京音派背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的冲动及国音派内部"统合认同"的面向。那么,对这两种不同的冲动应当作何理解?就我个人看来,体现在京音派与国音派中"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种冲动,实际上与经典民族主义模式里包含的两重面向相契合。根据霍布斯鲍姆的论述,经典民族主义模式肇始于法国大革命,其核心在于国家=民族=人民[21]:一方面,国家与民族在地域范围上相重合,一个国家内理论上有且只有一个民族,这样国家对国民的统合、国民对国家的效忠问题就得到解决,国民效忠于国家,等于服从民族共同体意志。另一方面,单一民族的同质性保证了人民内部的同质性,于是平等的现代公民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能够得到实现。而通过既是国家主权主体、又是人民全体的"民族"这一概念,两者铸合成为了一个整体。当霍布斯鲍姆论到民族主义以一个方法成功地同时解决了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大问题时[22],他实际上也已经触到了民族国家机制内部蕴含的两重面向这一事实。

  语言民族主义与此同构,一方面,民族间共享的 "国语"能够唤起同属一个共同体的感情,增加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共同的语言加速了社会同质化的程,促进了现代同质公民社会的出现。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比照发生于1920-1921年的京音国音之争,争论的两派恰好代表了这两个不同面向:国音派更多的偏向统合认同的目的,京音派的主张则基于追求现代化的立场。

  在此意义之上,村田先生认为京音国音两派均体现了"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我认为这个大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语言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此处仍然存在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与西欧乃至日本民族语言成立的过程不同,中国在确立了作为国语书面语的现代白话文之后,却在"音"的问题如何取舍上发生了歧异。如果说对西欧乃至日本而言,某种特定语言能够同时统合囊括"统合认同"以及"追求现代化"两个向度,那么在中国语境中,这一问题又经由确立何种"音"的争论,构成了对立抵牾。在此值得追问的是,造成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以我个人浅见所及,我认为,原因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首先,中国从前现代社会朝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并非简单的创造"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将包含了多种民族、不同地区的复合型帝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在这里,帝国结构成为了一个无法忽略跳过的背景与前提。表现在语音问题上,就是"国音"对帝国语言遗产"官话"的继承:正是由于要将一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代表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官话/国音才成为了中国民族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国音"无论从其混杂、模糊的语言特色,还是其包容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方言、民族的政治内涵来看,均与西方语言民族主义意义上基于种族性或单一起源的"民族语言"有着深刻差异,它并非"中华民族"这一实体民族的民族语言,而是含义复杂的"中国"象征。前现代帝国历史、官话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现代语言变革在处理建构民族认同的问题时,采取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第二,中国语言本身的特质也是应当被考虑进来的一个因素。中国语言文字的表意性以及象形汉字的存在,使得中文系统中书面语与口语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疏离。口语可随时空、地域发生巨大变化,书面语却能够在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尽管地域庞大,民族、方言众多,但凭借全国范围内通用的汉字、文言文甚至白话文,交流沟通得以实现。京音国音之争中关于取何种"音"的争论,也基于这样的语言现实: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1920年代,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学和"国语文学"已经基本取得大众认可,现代白话文作为标准书面语得到了官方的确认。因此,争论的核心内容并不在于如何造成"国语",某种程度上反而变成了以何种方式读出"国语"。国音派给出一套混合各地方言的"国音"方案,京音派则将实用上更胜一筹的北京音抬上了桌面;不过,从根本上而言,两种思路的背景和出发点,都是已经存在的白话文书面语。更有趣的是,京音派虽然高举语音中心主义的大旗,但其选择北京话的理由,恰恰是其与已经通行的书面语白话文最为接近。在这个意义上,书面语或"文"在中国的现代语言改革运动占有的核心位置、语言运动与文学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被呈现出来了。

  第三,京音国音争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也在于1920年代的中国,代表国家强力的一整套操作机制还未完全成型。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普通话"凭借政治的力量得到了最终确立承认,其内部就是在音调问题上遵循了京音派的单一口语主张,在词汇语法问题上取国音派混合语主张,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两个面向的统合。不过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虽然在这里提出国家强力机制是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并不认为它可以完全抹杀京音国音之争中反映出来的中国语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问题。"普通话"尽管在口音问题上基本取了京音的主张,但"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也非一种排他性的民族语言,在作为国家内部各民族、各方言地区通用语的层面上,它依然延续和保留了官话、"国音"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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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201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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