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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
——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作者:[日] 菅丰   译者:陈志勤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3-17 | 点击数:6448
 

 
  内容提要: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关 键 词: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新公共民俗学;御用学者;生活文化主义


  一、前言:名为“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归纳法

  究竟什么是文化?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自古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争论已久。而且,为了对文化进行定义,人们已经操弄了庞大的篇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其结果是,至现阶段要提出一个万众归于一致的对文化的定义,仍然是处于不可能的状态。现在,要把以多义性而言的文化这个概念,一个一个地进行毫无遗漏的概括并使其完全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本文中如再度追究其定义,基本上也是毫无建设性可言。在此,暂且以指出文化是根据如何认知而被归纳选取出来的、文化这个词语所指整体是非实体性存在为限。因为,文化是一个根据人类的思考而生成出来的概念。

  把这样的文化进行更进一步地细分化后,在归纳而成的言语中存在着“民俗”这个词语。而这民俗,也与文化是同样的概念。无非是人们从整体性的文化之中,归纳出来的表达文化的其中一部分的概念。很多民俗学者先验地在对民俗的实体性无所怀疑之下使用这个词语,但民俗其本身却是在近代这个时代背景之中,根据世界各地涌现起来的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及其复兴运动以及这类运动所引起的学科化的民俗学成立,才孕育出来的概念。从世界范围来看,1846年古物学者(antiquarian)威廉姆•约翰•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ms)从文化之中归纳选取出古代文化的残存以及民谣等,以folklore来命名,可以说是同样的概念化的开始。当然,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民俗这个词语其本身从数以百年前的往昔开始,以“人民的风俗、民间的习俗、居民的习惯”这样的意义使用至今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的“民俗”这个用语,被普通大众使用的情况很少,多是以关心文化的民俗学者以及与文化保护工作有关的人们为主在使用。对于这个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现在,只不过被社会中的特定的人群所认识而已。因此,使用民俗这个词语的背景,有必要从频繁而积极地利用这个词语的民俗学这样的研究活动以及文化政策的脉络之中来进行思考。

  如果以此来把握民俗这个词语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用语,也同样是人们从文化之中分类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作为实体而先验地存在着的,而是在现代社会的某种局势之下,其概念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被认可并进行使用。比如说,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花儿”,以前只是作为地方上活生生的口承歌谣而具有意义,在某个时期由民俗学者把它纳入进民俗的研究范畴之内,而现在,又进一步的被列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之中,并被登录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儿这个实体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围绕着花儿的人们的认识和价值判断以及伴随而至的文化的归纳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这样的变化不是源自传承花儿的人们而发生的,而是根据民俗学者以及与文化政策制定有关的政府相关人员,还有在全球推进世界性文化管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互动所产生的文化政策带来的结果。可以说,被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位的其他的所有的文化,也都具有同样的情形。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围绕它的各类研究和活动,带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性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已经在使用的民俗及其学问——民俗学,也是一个带有太多政治性的语词。

  二、民俗学的政治性:文化保护政策与日本民俗学

  关于民俗学的政治性在世界各国的民俗学领域已经进行了广泛探讨,而探讨展开得最为激进的是德国。在德国,民俗学(Volkskunde)参与第三帝国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很多民俗学者对协同纳粹政策的过去进行反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学问从根本开始发生了变革①。Volkskunde就像在其词中含有Volk(民族、国民)这个词语那样,是提炼被国民或者日耳曼民族所共有的精神,以标榜这种民族主义的一门学科。活跃于19世纪的维廉•亨利•黎耳(Wilhelm Heinrich Riehl)把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抽出德国人的统一的民族精神,并进行政策性的应用作为Volkskunde的一个作用。德国民俗学在纳粹德国时代,成为贡献于国家社会主义之根源的国民整合以及雅利安人中心的人种主义这种国家政策的御用学问。例如,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海德堡大学执鞭的民俗学者尤金•费赫勒(Eugen Fehrle)等即是御用学者的代表,他们加入纳粹党并进行了有助于国策的研究②。

  还有,就美国的Folklore来说,其民俗学带有政治性的事实也早已经被揭示出来③。另一方面,日本的民俗学虽然以对现代化引起文化变容的反击为契机而产生,具有强烈的作为向文化变容对抗的本土民族学(Nativist Ethnology)的色彩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当时,日本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获得确定的地位,因此,并没有如德国的民俗学那样效力于国家以及法西斯主义。然而,日本民俗学的创始人柳田国男怀有不少成为当时潮流的殖民地主义式的思想⑤,并且,就像已经被揭示的其政治性侧面那样,柳田民俗学具有创造帝国日本之“国民”的意图⑥,日本民俗学与当时的政治状态并非是无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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