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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绍原和周作人两人对迷信的关注，是与五四运动中对“国民性”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民俗学研究是五四时期的“显学”之一，“《语丝》中民俗学资料的搜集与讨论，常与《语丝》作者特别关注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大影响。”［43］五四时期的民俗学以国民性的研究为其主要目的和内容，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民俗学研究，特别是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民俗学研究，几乎天生地就具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色彩”［44］，江绍原对于“礼俗与迷信”的系列研究，也只有放置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才能被理解。他试图通过揭示这些迷信观念，利用科学的智识进行改造和批判，建立科学的新文化、新生活。
在对礼教、迷信进行深刻剖析的同时，江周二人也注意到，有的迷信之中承载着道德观。在《发须爪》中江绍原已表明古人对发须爪小心翼翼的迷信，有一部分正是源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道德观念。在《礼部文件之六：＜周官＞媒氏》一文中，江绍原指出：野蛮时代的中国，有以男女交媾去催生物繁殖的风俗，这种风俗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思想结合而成，即天时人事必须相合的法天思想与防淫防侈之礼教思想。［45］周作人也注意到弗雷泽书中相关的记载，野蛮人以为只须举行或者禁戒某种性的行为，就可以直接促成鸟兽之繁殖和草木之生长。因而在野蛮人看来，性的过失并不单是道德上的罪，只与直接有关的少数人相关，而会牵涉全族遭遇危险与灾难。［46］可见很多被视为迷信或礼教的风俗，往往承载着人们的道德观，也因此很多迷信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我们因此能够看出江绍原思想的复杂性和其中矛盾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发须爪》一书中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一方面，他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怀抱着对“科学”、“民主”的追求，试图用“科学”的利剑来斩除前进道路上“礼教”、“迷信”的荆棘。但另一方面，他又深深意识到，迷信与道德、宇宙观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把传统迷信统统砸碎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把古人的道德和宇宙观一起砸碎，那么我们要如何建立新时代的道德和宇宙观，这种道德和宇宙观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才是江绍原等受到五四影响的民国知识分子心底最深处的忧思！这不仅仅是江绍原一个人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都在不断求索的问题。“天”变了，“道”要如何变？帝制结束，中国走向何处？像西方一样走民主的道路？传统怎么办？是否还存在“本来的礼”？“五四”思想狂潮下的传统已呈摧枯拉朽之势，江绍原正是处在风口浪尖的人物，对于科学、民主，他热情呼唤，对于传统和道德，他仍旧珍视，如何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思考未来，如何在传统的道德宇宙观中树立起新时代的道德宇宙观，正是江绍原辈民国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
注释：
［1］张挺、江小慧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48页。“华丝葛”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做中式古装的华美丝质面料，江绍原的意思是钱玄同题签的封面很漂亮，周作人写的序言更是充满溢美之处，但书的质量不高。
［2］同上，第70页。
［3］周作人：《生活的艺术》为礼部文件一，江绍原《礼的问题》为礼部文件二，江绍原、周作人《女裤的心理之研究》为文件三，关于内务部礼制编纂会呈文等，为文件四，江绍原《催生》为文件五，江绍原《礼部文件之六：＜周官＞媒氏》，江绍原《礼部文件之七：读经救国论发凡》，江绍原《礼部文件之八：血·红血》，江绍原《礼部文件之九：发须爪》。
［4］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北京：中华书局，2007［1928］年，第136页。
［5］周作人：《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的《序》，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1928］年。
［6］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北京：中华书局，2007［1928］年，第第63页。
［7］转引自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北京：中华书局，2007［1928］年，第92页。
［8］同上。
［9］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北京：中华书局，2007［1928］年，第122－123页。
［10］同上，第128页。
［11］江绍原：《礼与俗》载于《语丝》第99期，1926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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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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