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幸存者联盟。这是一条没有说出来的规则，它使得其他所有规则运转，并确实运转。访谈者一再证明自己是进行访谈的最佳人选。其中之一，莎丽•斯马瑟斯，有一次正在跟一位幸存者同胞做访谈，当莎丽正在安置设备时，那个人的丈夫冲进房间问道：“你做什么要和我的妻子谈论那些？”当莎丽告诉他，她也是一位卡特里娜飓风幸存者时，他态度立刻柔和起来；莎丽离开前，他推荐她去访谈其他人。我们已经知道，被迫从墨西哥湾海岸的家中迁走的共同经历有助于受访者热情对待访谈者，但是他们联系的积极性的强度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不只是记录诸多新社区的发展；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构建。学员进入我们的学校时，互相还很陌生，但是他们很快就成为彼此的助手和朋友。坐在第三期田野学校的课堂里，创伤专家玛丽•阿姆斯沃斯（Mary Armsworth）观察了帕特•贾斯帕和我，在创建遵循上述规则的记录项目时，也模塑了一个创伤预防项目。正如阿姆斯沃斯和其他创伤专家所发现的，绝大多数遭遇创伤性事件的人实际上都是通过借助自己内在的力量获得康复的。在我们的培训课程、访谈和公共项目中，我们按照四个步骤组合了幸存者个人的和社区的资源：幸存者（1）讲述他们的故事；（2）自己构建社区；（3）创建社交网络；（4）创建基于他们的灾难经历和回应的声明和小组项目。所有的四个步骤在《灾难心理健康回应手册（Disaster Mental Health Response Handbook）》一书中都有详细介绍，这被当下的创伤专家认为是最先进的（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and NSW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2000;cf.Lindahl and Nash 2008）。

去框架的传说和塑造灾难回应

　　幸存者对幸存者的故事讲述不仅拥有治愈的力量，也拥有诊断的力量。去框架化和以故事为中心的方法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对幸存者的治疗过程最有效，也是因为它帮助回应者最大程度地利用幸存者的传统治疗策略。任何实现项目目标的访谈——表达了讲话人的意见、评价和感情，被同伴自由而亲密地分享——都成为表达幸存者如何评价自己的手段，而不是我们怎么评价他们的手段。因为叙述者的评价话语和感情不是受我们的议程所驱使，它们反映的是幸存者几乎没有被听到的或者是之前没有被听到的担心和忧虑。

　　我创建了一个数据库来衡量受访者的集体主观性。项目档案员莎丽•斯马瑟斯和妮可•尤金（Nicole Eugene）、创伤心理学领域的顾问、很多学生和志愿者同我一起构建了一个关键词和主题工具，去测量幸存者在访谈中所表达的主要顾虑、问题、需求、目标，以及希望和力量的源泉。我们已经发展出旨在诱导叙述者直言不讳的访谈方法，现在正在考虑我们能够从在这些特定情况下记录的访谈的内容中学到什么。

　　作为疗伤的方式，访谈本身就是对卡特里娜飓风所造成的破坏的直接回应。相比之下，该项目的数据库，是一个第二层次的回应：它是一个全面记录，凝聚了幸存者的声音，以至于可以有助于形成有效的机构行动——因为，就像幸存者反复告诉我们的，这样的行动在他们风暴之后的经历中已经不多见了。完成之后，数据库中每一个访谈都会全部誊录成文字，并附有一组关键词和主题，使研究人员能够专注于特定的问题。在2011年年底，在存档的433个访谈中，201个已经完全誊录出来，157个已经配上关键词。我下面所有的声明都是基于对该数据库的研究，因此只能是实验性的，因为只有部分记录现在才可以供小组研究和比较研究。

　　数据库不完整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没有言说的不一定是叙述者生活中不存在的。例如，因为叙述者没有提到焦虑症并不意味着她或他没有为此受困扰，毕竟访谈者并没有被指示去问道：“你有没有受到焦虑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类似的问题。然后，足以抵消这种信息缺乏的是对社区关注问题的丰富记录——幸存者彼此之间不受刺激、自由分享的问题。

　　我们疗伤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配上关键词“灾难之中和之后的令人不安的经历”的一类访谈。这一部分比其他任何部分包含更多的细节和细分部分，因为我把它当作主要工具去了解幸存者潜在的创伤性经历及其长期影响的性质、深度和范围。我们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基于六十个完整的记录，提出了数据库诊断研究的可行性（Lindahl et al.2009）。为了发现什么样的事件和经历对风暴幸存者中的青少年困扰最大，一个课题组将三十位青少年（风暴来袭时十四到二十岁）的叙事同三十位成人（年纪在三十岁以上）的叙事相比较。我们分两个不同的阶段研究了每组烦扰的经历的不同类型：（1）飓风及其直接后果；（2）风暴后在休斯顿区域的生活。我们发现，在风暴阶段对成人和青少年而言最常被提及的造成焦虑的原因都是与家人或亲密朋友分开；同样地，分离也是造成风暴后成人的焦虑的主要原因。这些发现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保持家庭完整的动机使得幸存者在风暴来临之际甘冒绝大部分的风险。很多叙述者身陷注定被淹没的街区，因为他们不能劝说一位亲戚离开；其他人发现撤离痛苦地缓慢，因为他们决心将整个家都一起搬走，于是载着沉重的大篷车，其中有多达十几辆汽车和卡车。这些事实意味着回应者必须制定可以让家庭保持完整的撤离方案和规则。

　　风暴后青少年的叙述构成唯一一类分离不是最常被提及的触发创伤的部分。在此类别中，令人焦虑的问题主要是在学校的问题和斗争。在学校，青少年不仅是自然而然地经历与同班同学分离的痛苦，因为离散，这些同学已经不再同他们一起上课。还有其他冲突的根源：事实上，四周的教室课桌都坐着陌生人，他们的衣着和谈吐与年轻的幸存者截然不同，这凸显了新城市的陌生感。而且，老师们并不总是理解或同情他们的处境。正式的结构诸如学校校历也与流离失所学生的格格不入：当卡特里娜飓风幸存者想办法进入课堂学习的时候，学期正在顺利进行中，他们在学习上明显落后。青少年幸存者的记录提醒未来灾害的回应者应该特别留意流离失所的孩子的学校环境。

　　当与数据库中的其他类别相参照时，这些发现就变得更加关键。研究“休斯顿的正面特征”这一类别时我们发现，学龄儿童的父母几乎一致地发现休斯顿的学校比新奥尔良的学校要好。许多家长表示，他们将继续留在休斯顿，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德克萨斯州有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紧接着对于“叙述者幸存和成功的原因”这一类别的研究显示出第三个相关因素。不仅是为了活着，还要愈合或甚至成功，叙述者会将功劳归因在哪里？很多幸存者提到精神信仰和神助，但是被引述的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因素是家庭：亲人所提供的物质和感情支持。把这三个部分连起来细读，我们开始意识到监控幸存者儿童的学校经历非常关键。孩子们把家庭看作支持的主要来源，但是父母和孩子在学校问题上态度截然相反：父母往往认为休斯顿的学校环境是一种解救，而他们的孩子则发现它是创伤的根源。这种紧张关系显示出最有可能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家庭动因，它是我们目前在幸存者社区发现并确定的唯一一种。

幸存者社区的传说

　　正如被去框架化，幸存者对幸存者的叙事接近幸存者的自我诊断，它们也让我们接近传说叙事，就像它们通常在叙述者的家庭社区里被交流时一样。卡特里娜飓风的媒体传说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幸存者的叙事？幸存者自己的传说的主题、形态和风格特征是什么？

　　在近期的一项出色研究中，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2009）运用城市无序状态的主题去完全反驳有关犯罪分子的媒体传说。索尔尼特探讨了一种社会现象，其反转了媒体通常强加在灾民身上的刻板印象：那些因为灾难而聚在一起的人往往会成为更好的邻居，而不是更糟的。事实上，他们会变得更好，一起努力共同创造索尔尼特所谓的“建在地狱里的天堂”。在危及生命的环境下，或者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损失，幸存者往往无私奉献，英勇地去创建临时搭建的乌托邦。SKRH数据库为索尔尼特的调查结果提供了大量的轶事作为佐证。早在该项目的第一次采访中，安吉拉•塔汉（Angela Trahan）就描述了她之前在密西西比州圣路易斯湾分散的街区如何在风暴到来之后立刻创建了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家庭式的社区：“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城镇真的，真的作为一个社区走到了一起……每个人都在一起做贡献”（SKR-DT-SR01）。很多其他幸存者也描述了类似理想的社区在风暴的严峻考验中立刻凝聚在一起。

　　但是，在数据库中测量的集体主观性能支持索尔尼特的观点吗？我利用数据库去思考幸存者讲述的有关幸存者同胞的诸多种故事。灾民在何种程度上分享占据媒体报道主流的犯罪分子的故事？这些负面传说在叙述者的个人经历中得到证实或反驳吗？数据库中有一个类别是“传说和谣言”。目前配上关键词的访谈中，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都包括至少一个参数指向围绕卡特里娜飓风的传说和谣言的诸多主要主题：炸毁堤坝、鳄鱼和鲨鱼吃掉灾民、射击直升机，等等。我留下所有类似的传说，试图发现幸存者对他们邻居的野蛮行径听到了什么，又说了什么，如果他们相信他们所听到的负面的东西是真的，此外，最终，在何种程度上他们经历卡特里娜飓风的个人遭遇与对非人道行为的传奇性描述相吻合。或者说，相比之下，幸存者的故事描绘出建造在地狱中的天堂吗？

　　只有三十一位受访者（刚刚超过配有关键词的访谈的百分之二十）讲述或提到幸存者犯罪的案例。我研究这些访谈想查明，犯罪叙述如何近距离进入到叙述者的经历中。讲故事的人目击了犯罪，看到或知道一个受害者，或者是从家人或陌生人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如果他们间接地听到这些故事，他们反驳它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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