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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功不可没
上述统计表明，近20年间，我国大陆一共召开了至少有73次以上有关专题佛教学术会议，平均每年召开3．6次，最少的年份是1次／年，最多的年份是11次／年。此外，一些有关中国史、藏学、傣学、艺术、气功等各种国际国内会议，佛教也是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取得这样的丰硕成果，首先与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百家争鸣、解放思想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也是这一政策指导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如果没有大的良好环境，我们根本不可能召开这样会议，所以学术环境至关重要，同时也说明佛教已经突破禁区，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其次，佛教学术会议的主题丰富，内容广泛，既有专题断代史主题，又有地区性主题，还有宗派主题。特别是以佛教文化为题的会议日益增多，说明学术界已经接受了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还兼有文化形态之特征的观点，反映了国内文化思潮的发展。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对政府也有影响。
学术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各地佛教研究的蓬勃发展，例如五台山、乐山、法门寺、峨眉山等地的佛教学术会议召开后，使当地的佛教研究进一步深入，会议所发表的论文集，论述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种种形态，实为一部地方佛教史志，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作为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在召开了佛教学术会议后，长安佛教的课题开始上马，成立了长安佛教中心，陕西社科院一批从事历史、考古的研究人员转为研究佛教，短短的几年内就撰写了一批长安寺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魏晋南北朝卷和隋唐卷曾分别在1985年洛阳会议和1986年的西安会议上征求了参会代表的意见，对该书的写作有过很大的帮助。而且每次随着学术会议的召开，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佛教研究工作者，壮大了学术界的队伍。可以这样说：每一次佛教学术会议，都是对我国佛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为未来的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国内各团体和单位间的联系，沟通了海峡两岸的学术友好来往，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过去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工作联系不多，双方对佛教的看法存在着一些分歧或不同认识，通过学术会议交流，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在很多地方取得了共识和谅解。特别是双方共同举办学术会议，表明了双方对佛教学术问题关心，其意义已经超过了会议的本身，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988年国内首次由教界和学界在江苏常熟兴福寺举办的“印度哲学宗教与中国佛教”讨论会，开创了两界之间的合作关系，此后这种关系得到了良好的发展。1998年在无锡召开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自始至终地充满了“团结、祥和、热烈”的气氛，各界代表发言踊跃，涉及内容广泛，中心突出，有思想，有深度，表现出良好的学术功底。与会的僧人代表达16位。会议期间不仅学者积极提问，僧人应答，而且僧人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学者对话，表明了佛教界人才济济，充满生机，他们的不俗表现得到了学术界的称赞。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在会议闭幕式上总结说：“此次会议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学界和教界关系融洽，讨论的问题接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二千年的中国佛教，共同探讨佛教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为人类的文明做贡献。佛教界年轻一代僧才在成长，他们所发表的论文很有深度，所持的观点稳妥而积极，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令人欣慰。特别是我们在探讨佛教当前自身建设方面，大家所持的观点都是具有非常积极进取的精神，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坚持传统，以使佛陀的教法薪火相传。通过这次会议，使我们感到佛教事业发达有望。”
第四，召开佛学会议的资金分配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伊始，佛学会议主要由学术界来承办，会议资金由国家拨款。以后由于拨款减少，学术会议改为通常由几个单位共同出资主办，最多时有近10个单位来共同主办，进入90年代以后，许多学术会议通常只由一个地方或单位来承办，资金已不是影响开会的大问题了。特别是近年来佛教界在组织召开学术会议方面表现明显，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会议资金，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一方面佛教界对学术文化的关心增加了；另一方面，佛教界的资金也充足了，与过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第五、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和台湾、香港的佛教学术交流，一直处于隔绝的状态。三地学者只能通过已出版的著述和刊物了解对方的佛教研究情况，无缘面对面地交流学术问题。1989年“第三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召开，台湾学者首次与会，打开了两岸佛学交流的大门，此后佛教学术交流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学者的经常性工作。台湾学者出席大陆佛教学术会议，并参加大陆的学术代表团到海外与会，不仅促进了两岸的学术繁荣，而且对祖国统一的千年大计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外佛教文化学术会议交流，早期主要是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之间展开的。1980年西安召开的“中国佛教讨论会”，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率团与中国学者座谈，开始了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到1984年，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召开，两国间的国际会议启动。基于共同的大乘佛教文化的维系和大乘佛教文化圈的存在，两国的佛教学术会议，双方所派出的正式代表都是两国学有专长的一流学者，代表了最高的水平。尽管现今中日两国在学术研究方法论和一些学术问题上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和差距，但是有益的学术交流，达到了双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中韩两国的学术交流，是在中韩建交以后全面开展的。但是两国佛学界还没有召开过专门的佛学会议，目前仅仅是停留在韩国学者到中国参加由中国举行的会议，或者中国学者到韩国参加韩国举行的佛学会议。但通过学术会议的交流，中日韩几方的学术差距明显减少，佛教学者之间的了解日益加深，学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同时，欧美地区的佛教学者参加大陆举行的佛教学术会议，扩大了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20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佛学研究最终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佛学研究在中国决不是摆设，它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中国学者有能力，也有实力来发扬光大中国佛教学术，仅从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这个事实，就可以说明中国学术界和佛教界对佛教的关心程度，它不仅是中国学者的聚会，也是中国学术界与国外的同行进行接触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所以当我们在回顾20世纪的佛学研究时，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是功不可没的，它对我国的佛教学术研究曾经起到过历史性的贡献！
（本文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02期，第12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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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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