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语言障碍导致了巴别塔的烂尾。巴别塔的故事或许是一个神话，但现实社会中却并不缺乏因语言差异而导致误解的案例。学界对“diffused religion”和“institutional religion”的诸多误解就是其中一例。由于《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用英文写就，如何翻译“diffused religion”让众多学者费尽心思，各种译法层出不穷，包括弥散性宗教、弥漫性宗教、散开性宗教、分散性宗教、寄生型宗教、渗透型宗教、普化宗教、扩散宗教，等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界几乎一致把“institutional religion”翻译为“制度性宗教”。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个共识性的误译，也是导致学者对杨著误解的根源之一。

“混合宗教”和“独立宗教”缘起于瓦哈的宗教类型学概念“合一性宗教”（identical religion）和“专一性宗教”(special religion)。杨庆堃先生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改造。在1957年的文章中，他用“diffused religion”来替代“identical religion”,用“specialized religion”来替代“special religion”。到了1961年正式出版《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时，杨庆堃用“institutional religion”来替代“specialized religion”。通过杨先生的论述，我们大致清楚他是受到帕森斯影响而使用“diffused”一词；但目前的文本信息实在无法让我们揣摩他为何最终选择“institutional religion”的用法。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用法导致了普遍的误解。单纯从语义来讲，把“institutional”译为“制度性”并无不妥；但从杨氏本意来讲，这就是一种误解，因为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是“独立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庆堃先生自己要为这一误译负一定责任。如果他沿用“specialized religion”，那么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误解了。比较有趣的是，由于这种误解而产生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比如宗教生态论者对制度性宗教和非制度性宗教的讨论。

当然，这种集体性误译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杨先生来承担。毕竟，他已经在《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一书中明确把这组概念译为“混合宗教”和“独立宗教”，而且还详细地阐述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这两种形式的宗教就是“混合”与“独立”的差异，确切地说，是“混合于其他制度之中”还是“独立与其他制度之外”的区别，是成员的宗教身份“混合于其他身份之中”还是“独立与其他身份之外”的区别。

本文成稿之后，在与同行交流的过程中，有人表示了以下困惑：既然金耀基先生曾经参与《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一书的编撰工作，肯定也了解杨先生有关“独立宗教”与“混合宗教”的译法，为何他在与范丽珠合写的中文版序言中完全不提这一译法？另外，从1961年《中国社会中的宗教》面世到1999年杨庆堃先生去世，中间相距38年。在这近四十年里，杨氏应该知道学界把“institutional religion”翻译成制度性宗教，也知道“diffused religion”有诸多译法。但他并没有澄清这些问题。杨氏为何在这么多年里保持沉默？这两个困惑也是我的困惑，就我目前阅读所及，还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的经典性也是本文所关心的议题之一。周越曾经评论道，随着近年来宗教社会学在国内迅速发展，杨庆堃在国内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免不了要‘认祖’，或至少要创造一个（最好是非洋人）充当奠基角色的人物及著作，杨庆堃及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扮演的似乎正是这个国内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学术群体所需要的基石角色”（范丽珠等， 2013:33）。在周越看来，这种学术上的认祖归宗或者说祖先崇拜也有诸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学界对杨氏所提出的概念，尤其是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不加甄别地进行“礼貌引用”。他甚至“怀疑有些学者可能根本没仔细读过杨氏的书”（范丽珠等，2013:36）。

鉴于杨著在我国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上的重要性以及广泛存在的误读，我们有必要仔细阅读杨著，在此基础上厘清相关误解，然后反思其贡献和局限。循着这一思路，本文做了初步的尝试，在重点辨析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这组概念的同时，也试图简要梳理出杨著的理论来源及学术影响。窃以为，《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核心概念、分析方法、分析思路乃至分析范围都深受瓦哈的影响。此书在理论创新方面并不突出；其经典性也并非奠基于“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这组经常被礼貌性引用或者说被误解的概念，而是建立在它对后续的中国宗教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之上。在过去几十年里，杨著启发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比如宗教学家欧大年对中国教派的研究，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对中国民间信仰之“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讨论，以及近年来社会学家对“宗教生态论”的讨论等。当然，以上这些都是笔者的一孔之见，更为细致和系统的研究还有待来日。

作者：卢云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参考文献与注释请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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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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