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登崧在对大同方言进行调查研究时，就已经注意到除方言边界线以外，这一区域还存在着以农具(如粪篓子、播种机械、碎土机等)的形状、建筑物的形态(如龙王庙在村里的位置)、婚俗(“回门”)等民俗事象的不同特征形成的文化分界线，但并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1947年在万全县进行田野调查时，贺登崧首次明确提出要将“地理学的方法运用于民俗学”，并声称他的目标是“研究历史与民俗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地图上绘制出民间信仰的演变轨迹，揭示地方历史发展对文化的影响”，倡导进行民俗地理学的研究。在李世瑜看来，这种新研究方法的创立，缘于巧合。据他回忆，在他跟随贺登崧到达万全县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方言资料较难得到，而比比皆是信手可得的则是庙宇资料。整个万全县几乎每个村子的最高建筑物都是庙宇，……贺登崧立即决定即以庙为主，方言地理学的一套方法论整个移植到庙宇、宗教、民俗上来，名之为‘民俗地理学’。”而在贺登崧本人看来，流传在乡间的传说、农村戏剧与民间信仰，尤其是与后者相关的一套话语——由掌礼和巫师主持的各种仪式中使用的语言以及风水先生说的话，会对乡村语言产生最为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因此，要理解方言的特质，就必须对地方社会的历史与民俗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方言地理学方法移植到民俗学研究中来，也就有其必然性。

所谓民俗地理学研究，就是将调查者在乡村中发现的各种民俗文化现象，用不同的符号标示在地图上，再通过地图分析这些民俗现象在特定区域内的不同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为了能够提出合理的解释，贺登崧特别提醒研究者，必须将调查的民俗事象放回到人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去加以考察，要兼顾他们的生活方式(共时性)和历史面貌(历时性)。因此，在进行地方民俗调查时，调查者不仅要收集民俗资料，还必须获得调查区域的地方历史文化特性的具体感知，这种感知应建立在广泛了解本地历史、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时，研究者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复杂性，避免过分依赖地图，陷入线性进化论和过度简单化的窠臼。

贺登崧在对万全、宣化的民间文化进行调研时，充分运用了民俗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他实地考察了万全乡村的99座五道庙，发现五道庙壁画主题可以分为非常清晰的两类——“审鬼图”与“捉妖图”。通过在地图上的标注，他发现这两类壁画在地理上的分布可以找到一条南北走向的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与明代至清初怀安卫与万全右卫的政区界线相一致。贺登崧还运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万全县黑龙王庙的分布区域以及文昌与魁星在崇祀特征上的差异，并用从唐以降尤其是明代为了抵御蒙元的侵扰进行的地方政区调整导致这一区域的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发生转移的历史过程，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区域分布特征加以解释。在1948年对宣化县的方言、民俗调查中，贺登崧不仅发现了以昆虫名称为主的15个方言词汇的同言线，还找到了10条民俗学的分界线，它们分别以若干细节的不同特征作为区分标准：观音庙、关帝庙是否建在高处;是否建有财神庙、佛殿、石钟架、玉皇阁;龙王庙中马王陪像置于主神西侧或东侧;龙王庙侧壁壁画的主题是水母随队出宫还是留在水晶宫中;河神庙是独立庙宇还是置于供奉其它神的庙宇中;山神是否为五道庙的中像。经过在地图上的绘制和比较，贺登崧发现，根据以上特征划分的区域，与根据方言特征划分的区域极为一致，这显示出作为古老的文化、政治中心的宣化市向周围乡村的文化辐射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从北京通往张家口外的官道对邻近地区的持久影响。

贺登崧提出的民俗地理学方法及其研究实践，在国际民俗学界并非首创，它与在欧洲和日本民俗学界流行的民俗地图法非常类似。所谓“民俗地图法”，就是将各种民俗事象或同一民俗事象的不同特征用特定符号标记于一定区域范围的地图上绘制成民俗地图，再根据不同的读解展开民俗分析和理论构建的方法。早在20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帕斯勒(Wilhelm Passler)就撰写了《民俗学的地理学方法》一文，并提出“大德意志民俗地理学”设想。其后，欧洲各国和北美部分国家都先后绘制了民俗地图集，以此了解不同民众群体和地区的“文化圈和文化疆域”。20世纪20年代，民俗地图法传入日本，并且与日本民俗学史上著名理论的建树紧密相关。柳田国男在1927年发表的《蜗牛考》一文中使用的方言周圈分布图，一直被视为日本第一幅民俗地图，他将日本各地对蜗牛的不同方言称呼标示在地图上，通过分析方言地图上不同符号所呈现的词汇分布变化规律，得出了著名的“方言周圈论”理论，即地图符号呈现的空间性差异反映的是该方言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这种方言周圈理论日后又被拓展成诠释日本文化分布规律的“文化周圈”理论。从贺登崧撰写的论著来看，他倡导的民俗地理学方法，似乎并没有直接受到民俗地图法的影响，而是来自于其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实践的经验移植。这种移植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得益于他在田野工作中对于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的深刻感知。

在中国学术界的语境下，“民俗地理学”一般被认为是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出版的中国文化地理宏观论著或区域性研究专著，也大多涉及民俗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关系。近来，也有学者以水利视角下的“文化空间”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空间信息的分类整理以及乡土地理专题研究的实践为例，呼吁民俗学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这些研究理念与实践，与贺登崧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进行的民俗地理学研究尝试，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直到今天，中国学界还很难见到如贺登崧绘制得那样精细、并能立足于社区历史文化传统加以深入解读的民俗地图，以致于有学者至今仍在呼吁中国民俗学者应该借鉴日本学界制作民俗地图的方法，绘制出中国的“文化传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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