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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史实，必将在民族的传说故事中留有它的影子。事实上，龙母传说可以说是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忆。秦始皇用重金征召龙母入宫为妃，可是五龙子三引舟还，使秦始皇的如意算盘落空，就反映了越人对秦始皇的抗拒心理。
但历史往往还有它的另一面。秦始皇统一岭南，客观上也推动了岭南地区的封建化进程。他采取了一系列怀柔越民族的政策，在客观上对越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融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来任职的任嚣、赵佗等人采用羁縻政策和与越民族上层通婚的手段来加强和巩固封建王朝对岭南的统治。龙母被秦始皇征召入宫，可看成是这种越汉婚姻关系的折射。
正因如此，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便认为：“秦始皇时代，有两个传说故事，对后代有着普遍的代表性质：一个是关于陷湖的传说，一个是关于龙母的传说。”（注：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下），第707页，中国民间文艺出 版社1984年版。）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清代状元骆成骧为悦城龙母庙所题的一幅楹联就说：“当日中原文献，只仲连一人，岂知母子偕行，入海已无秦政帝；即今南汉春秋，与孝通旧志，尚抱君臣大义，生平为纪楚怀王。”至今在悦城龙母祖庙，我们所看到的龙母墓碑上刻的也是“秦龙母墓”，为清代所立。
其四，传说反映了秦汉时期岭南造船业的发展面貌。据《越绝书》卷八载：“勾践唱然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本，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越人地处江南水乡，很早就学会了以舟楫驾驭水资源的本领。在《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史书中，记载了越国水师设置有楼船、戈船、军船及船室等；《史记·南越列传》则记叙了南越相吕嘉叛乱失败以后，连夜与部下数百人坐船从海上逃跑的事。可见当时造船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越人除了将船用于生产、生活和军事目的以外，还在每年一度的端午节用龙舟来竞渡。闻一多在《端午考》一文中告诉我们，“寻常舟船刻为龙形，本是吴越一带的风俗”，“龙舟只是文身的范围从身体扩张到身体以外的用具，所以它是与文身的习惯同时存在的。”（注：闻一多：《神话与诗》，第236页，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也就是说，龙舟的发明也与越人的龙图腾文化相关，人们将龙船刻画成“龙子”形象，每年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目的也与文身一样，在于吁求图腾神的保护。在《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一文中，闻一多认为，用来竞渡的龙舟是一种被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注：闻一多：《神话与诗》，第242页，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这一推断可以在考古资料中找到佐证。1958年在江苏武进，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三只独木舟；1973年在福建连江也发现一只大约属于汉初的独木舟。秦汉统一以后，越人善于用舟的传统并未中断，考古工作者在过去越人的居住地域，如广东、湖南等省内，经常发现有汉代的陶、木船模型及独木舟等（注：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悦城龙母传说中所记“今人谓船为龙掘尾”，大概是对一种叫“断尾独木舟”来历的解释，从中也可看出当时造船业的发展。
三、正统化、历史化和地方化
唐代除了典籍记载外，由于龙母信仰在悦城已大行其道，龙母的传说也随之被刻石上碑。据宋初吴揆的《赐额记》载：唐代赵令则、李景休重修悦城龙母庙时，曾刻有二石，详细记载了龙母信仰的由来，惜两碑今已佚失。今能见到的龙母传说的最早碑刻是宋代张维的《永济行宫记》：
永济夫人龙母温氏者，晋康郡之程水人也。其先不可考记。秦始皇时，夫人浣于江，岸旁得卵如斗，异焉。持归藏器中，后有物如守宫，破卵而出，长数尺，性喜水，投之江，嬉游自适。每夫人往观，辄以鱼置其侧而去。一日，夫人治鱼，误挥刀斩其尾，遂不复见。久之复来，遍身生鳞，文有五色，头有两角，夫人与邻里始以为龙。郡守以上闻，秦始皇遣使尽礼致聘，将纳夫人于宫。夫人不乐，使者敦迫上道。数旬，至始安郡。一夕，龙引所乘船还程水，使者复还，龙复引归，凡数次。夫人果以疾殒。既葬西源上，后大风雨，其墓忽移于江北，即今悦城也。阖境畜禽皆汗于而疲困，昼夜号哭有声如人。远近神之，共立龙母庙于基旁，祈祷应答如响。……使者俱言夫人有功于国，宜在祀典。戊午，诏赠龙母为“永济”，委官增修。（注：欧清煜：《悦城龙母祖庙》，德庆县文联等印（内部出版）1992年版。）
其后，宋·吴揆的《赐额记》也记载道：
唐天佑初载，始封龙母温“永安郡夫人”，越明年，改封永宁夫人。国朝元丰戊午，敕其额曰“永济”，封永济夫人。大观戊子，昭以“孝通”为额，盖取卜地移坟意也。（注：欧清煜：《悦城龙母祖庙》，德庆县文联等印（内部出版）1992年版。）
自以上两碑刻可知，从唐代始，龙母即被皇帝封号，纳入封建国家的祀典之中，赢得封建统治阶级认可，取得了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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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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