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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舒巴]“他者的”遗产:城市文化、市民社会与城市展望
  作者:[德] 沃尔夫冈·卡舒巴 (Wolfgang Kaschuba)   译者:安德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1-18 | 点击数:8517
 

  而那些不符合佛罗里达所论述的标准的城市将会成为落伍者,因为只有创造型阶级才会提供收入、消费、赋税和地方职业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critical mass),这些要素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具有保障作用。或者,用佛罗里达一个较为偏激的论断来说,就是:没有同性恋和摇滚乐队的城市将会输掉经济发展比赛。

  不过他的预言——这现在也是我的预言——只会部分地在十五到二十年间得到确证,因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发展的道路远比预想复杂,而不同群体的“创造性”方式是如此多样,并非他的简单论断所能解释。另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确实能够积极参与城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事业,的确能为文化遗产和公共福利的延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贡献力量。他们通过积极努力所倡导的智能工业和传统建筑,不仅加强了当地的生态平衡,而且也提升了他们自己的户外生活水平——他们看到了自己所梦想的“绿色城市”,有着绿树成行的林荫道、街区公园、屋顶凉台和城市海滩。而如今那些第二代的创造型群体,期望得到的要更多:要住在城市的中心,那里不仅要让他们能随时接触文化又能接近自然,有休闲大厅和湖畔、阁楼和莱檬树,以及作为一个完整社区的绿色生态城市。一句话,创造型人士热爱“生态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创造型群体的流动性特征又造成了他们发展的巨大障碍,因为它使得这样的群体成了非常不可靠的居民和市民。他们会经常流动,不能长久地融入当地社会及社区文化当中,而他们对传统遗产的“浓厚”兴趣,可能只是对时尚的追逐而非严肃的追求。因此,创造型群体中的主体部分并不像真正的“本地球员”,而更像“全球冲浪者”,而将来城市的稳定的核心,并没有变成“创造型”人士,而是仍然维持在其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成员当中。

  第二种讨论:在203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移民后代将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部分。除了一部分属于新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出生在城市,上过必要的语言课程并完成了规定的学习。他们现在已经在地方经济和城市社会中获得稳定的位置,特别是成了在文化产业方面的雇员、小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和代理人。他们的一些文化传统——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已经整合在城市生活方式和实践的核心,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大城市中“国际化”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而这一事实又打破了那种此前影响他们父母辈的生成链。当他们的父母辈在三四十年前移居到城市当中之时,他们明显缺乏教育方面的个人努力和公众支持,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前只能依赖社会福利来生活。

  然而,根据我的观察,人们所惧怕的以种族差异和文化“战争”为特征的“移民城市”却并没有出现。而“少数民族企业”则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获得了发展。随着城市旅游业及对手工艺品和服务业的需求不断扩大,移民酒吧与商店、画廊和手工艺品,以及医疗保健服务,在数量和分布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移民的”也就意味着“民俗的”地域或民族风格,他们都将自己的服务定位于混合的城市社区市场。这是一个在柏林和北京已经显著存在的趋势。例如,从“移民的”餐馆或咖啡店的菜单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段介绍性的叙述文字(也许很短),来讲述有关店主的家庭、有关城市社区或有关所供菜品的地域传统的故事。而这一点,也证明了过去多种形式的“移民遗产”早已成为不断更新和整合的“城市遗产”中的核心——或许是“奇异的”——构成因素。

  不过,这会造成同当地环境之间在社会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也会影响他们的业务政策,因为工作和业务关系是由社会责任和亲密纽带建立的。由此又会促成一种企业家的社会精神,这种精神受制于一种对于城市环境的“地方爱国主义”(local patriotism)。对此,我认为,就城市环境与社区的“秉性”而言,地方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它特有的作为“地方共同意识”(local common sense)的凝聚力。

  以上两方面的发展导致了地方的市民文化,这种文化已无法区分是属于“本地”还是“他者”的。直到几年前,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因为感受到威胁,领导了反对所谓生物与文化上的“他者”的讨论。随着上述新的发展,过去那些生物学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的“荆棘”已经被剔除。而这,至少是我所希望和乐于看到的现象。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讨论,是又一个引人注目的预测,那就是,由于移民和底层阶级社会文化的解体,城市可能会进一步在空间和社会上分裂。这等于是宣告了城市发展的真正的危险进程。由于空间与社会的差距的确在加剧,城市中心区的发展与升级也在不断进行,这包括最常见的“绅士化”的表现:一方面,是那些高收入的个人、家庭和企业移居到城市中心,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教育的低收入群体以及小企业主、文化团队和艺术家被迫远离中心。

  这常常是以牺牲文化多样性和城市中心的吸引力为代价的,比如在巴黎或莫斯科,那里的“独特的”内城是大多数居民从来不去的地方。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城市的明显“萎缩”和城区的虚空化现象也正在发生,其根源主要在于经济和人口因素——这是欧洲今天的问题,也是中国未来要面对的挑战。当然,人口流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重要原因。无论如何,它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城市景观的“社会性的荒凉”(social desolation)。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某一地区才可能获得“重新焕发城市活力”的机会。

  以上两种现象,都涉及城市当中以及城市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国家或地方的发展方案往往无法弥补这种差距。于是,有关城市能力与形象建设的新理念脱颖而出:有的地区或城市强调知识和教育理念,以便使当地对年轻家庭和学术界更具吸引力;有的则通过提供特定的基础设施和文化项目、满足对方的特殊需求来吸引老年人,或许还会引用“传统”和“遗产”的母题——这可能是民族学或民俗学的机构提供的;最后,一些城市着力于发展城市旅游,既为那些喜欢聚会的年轻人提供欧洲著名的易捷服务(easy-jet-set),又为“资深创意人士”提供高档的历史文化旅游。

  现在来对我有关城市景观问题的简短介绍做一个小结:以上三种讨论的预测,似乎都缺乏说服力。因为它们忽视或低估了所谓“后现代”城市社会的新的文化形式和社会资源。事实上,城市社区、公民自助和地方通讯、城市项目与市民运动等构成的新旧城市网络已脱颖而出,并将出于必要性以及现实的原因,在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发展新形式的社会政治“共同体”(community),也即有关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想象的“共同”(common)。这一点,确实是我对城市未来的乐观看法!

  这一看法也已经包含了我的基本结论:“城市遗产”“市民文化”和“市民社会”,不仅会在未来继续存在,而且将保证一种朝向“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持续发展,而这是被不断更新的“城市文化”所引导和保障的。通过保存有关城市的共同记忆、协作与交流的古老传统,以及为本地人和移民创造“新”形式的城市参与、整合与认同,这种城市文化代表了城市的本土“精神”。不过,用理查德•佛罗里达的概念来说,这也代表着真正的“创造型城市”,即一个市民和公民自我授权的城市,在那里,有关当地历史传统的活跃知识,以及地方风格与思想的活泼生机,都标志着这是一个“文化上共同”(cultural commons)的地区,而这种共同的文化,则被理解为城市遗产。

  所以,我要稍微修改一下佛罗里达的论断:不仅是“没有铜管乐队和同性恋现象”城市没有未来,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没有公民文化与遗产”的城市没有未来,因为它们缺乏文化资本和文化认同。

  这意味着,他们——即城市居民,以及我们——也就是民俗学者和民族学者,至少应该从现在开始“搜集”和“展演”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遗产。我们在认识农村历史的结构之后,还应该学会“阅读”城市文化。也许这是我们在保存和展演大众传统的旧课中的新篇章,它将不仅是历史和博物馆中的保存实践,更是对当今时代与城市生活的科学的社会参与。

(本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注释请参考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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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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