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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之“民”:种族、族裔与身份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作为一个从英国独立、经历工业化并最终走向帝国主义的国家,美国民俗学在如何界定“民”和“俗”的过程中体现的历史变化,显示了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文化身份形成的历史。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从欧洲来的白人清教徒移民如何处理他们与原来的宗主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同时如何构建和协商他们与美洲大陆的印第安原住民、后来的非洲黑人奴隶,以及再后来的不同移民之间、不同族裔和种族之间的多元关系,并最终形成美国文化身份。显然,这些关系随着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生活中,不同人群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也就表现出民的范围和界限的变迁。
欧洲白人移民进入北美大陆之后就注意到了他们与原住民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民俗传统成为他们区分族群边界的重要手段。但是印第安土著是“民”吗?如何把他们和白人移民放到一个框架中思考?事实上,独立战争及至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社会的技术发展才使新兴资产阶级形成一种意识形态,才发明了处理社会现实的各种方式。与此同时,面对19世纪技术和工业迅速发展的商业化、理性化产生的异化,一些美国知识精英产生了反现代性的立场。他们思考传统在国家文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搜集、研究美国各种本土的表达形式(indigenous expression)最终能够有助于形成美国自己的文化。因此,面对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新大陆社会历史现实,美国民俗学的兴起其实是英国和德国两种民俗学传统的融合与变化:一方面延续了英国对于田园乡村传统的怀旧与对现代性的抵抗;另一方面亦有德国对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身份的热情。
1888年1月4日,在波士顿剑桥的哈佛大学,由威廉·纽厄尔(William Newell)为主要发起人,以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弗朗西斯·柴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和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为核心,成立了美国民俗学会并决定出版《美国民俗学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下文以会刊指称)。虽然柴尔德被选为首任会长,但因为他身体不好,又全身心地投入英国歌谣的研究整理中,他对会刊的亲身参与较为有限。纽厄尔是柴尔德的学生和老朋友,此时正当壮年,家境富裕、教育良好,没有其他职业分散精力,将全部热忱与精力都倾注于学会工作和民俗学的研究中。纽厄尔从创刊号开始担任了12年会刊主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民俗学最初的轨迹。当时只有30岁的德裔犹太移民博厄斯一年前刚刚成为美国公民,时任克拉克大学人类学教师,此时尚未在学界获得巩固的地位。及至纽厄尔退休后,博厄斯和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弟子相继接任,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美国民俗学会的人类学倾向。
会刊创刊号明确表达了学会及会刊的宗旨:“美国民俗学会的目标是研究一切民俗,特别是搜集和出版北美(North America)的民俗。”会刊的目标是为了科学地“搜集在美洲迅速消失的民俗的遗迹,也即:(1)古英语民俗(folk-lore)的遗物(relics),歌谣、故事、迷信、方言等;(2)联邦南部各州黑人的俗(lore);(3)北美印第安部落的俗(lore),神话、故事等;(4)加拿大法语区、墨西哥的俗(lore)等”。可以看出,当时美国民俗学会的学术视野并不完全被国家的边界所局限,范围包括了整个北美。值得注意的是,列在这里属于美国国内民俗内容的只有第一类使用了folk-lore,而剩下的都用了lore。微妙的词汇差别中,我们可以体会出美国民俗学面对的深层问题:哪些人可以被包括进美国的民(folk)?纽厄尔的用词其实含义明确,因为只有那些拥有古英语民俗的人才是folk。在这里,纽厄尔指的是来自英国的早期新教徒移民,特别是来自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后来定居在阿巴拉契亚偏远山区的白人。与爱尔兰后来的、定居东部城市的天主教移民不同,他们符合美国文化中典型的民的模式:偏僻乡村中的白人农民,又和上层的精英有着文化和族群的关联。可以说,这是白人移民在美国文化内部找到的一个底层的他者,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农民文化由此成为美国文化身份的典型象征。但是美国的族群不止这一种,他们所体现的文明程度也不尽相同。黑人、印第安人和白人移民在种族和文化上完全没有联系。作为同样定居在美国的人,他们的lore当然值得搜集,但却具有不同的价值。根本而言,他们不是民,而是属于野蛮人他者,印第安人原住民是野蛮人,黑人是非洲野蛮人(African savage),他们处于进化链条的低端,研究他们是为了了解普遍的人性。
第四类“俗”则又有不同,涉及了美国国内和北美的多元移民。1895年,纽厄尔作了进一步阐发:
德国人、爱尔兰人、法裔加拿大人、波西米亚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和日本人把整个文明和半文明世界(civilized and semi-civilized world)的奇观带到了我们家门口,包括各种民族服饰、风俗、迷信、宗教、哲学和经济条件的丰富发展。要研究这个非凡的奇观,能从书本上的世界转向生活中的世界(the world of books to that of life),需要引导观察者愿意在他每天日常接触的种族中进行相关种族的民族志研究。
事实上,这里不仅为后来容纳各种新的“民”开辟了道路,而且对这些“民”的“俗”及其状态有了全新的看法。因为这些俗显然不是已死或将死的,而是鲜活的现实的日常生活。美国民俗学可以据此研究整个世界的文化,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民”的生活中,对此我们留待后文进一步展开。
虽然纽厄尔的列举纳入了英国清教徒以外的族群,但以种族、族群分别列出的方式本身就揭示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显然,与欧洲民族国家不同,美国人口中种族、族群、语言、宗教乃至阶级的巨大差异,使他们无法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或族群源头,或者稳定的如农民这样的社会底层,也就很难像德国或芬兰那样通过共同的族群语言和文化来构建文化认同。那么,美国文化中什么是所有人共享的从而构成文化身份?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指出,美国著名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推崇影响深远,也为后来的民俗学转型奠定了基础。1837年,在其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独立宣言的演讲《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中,爱默生指出了一种不同的美,即普通人的平凡(common)之美:
作家们不再讴歌崇高与美的事物,而转向开采与加工那些卑下而普通的眼前生活。一度被急于远赴他国的作家踩在脚下、不屑一顾的材料,如今突然被重新发现,并且被认为是远比异国风情更加丰富多彩的素材。……我喜爱平凡,我探索并且崇拜我熟知与卑微的一切,我只想拥有对今天的洞察力,让别人去占有古代和未来吧。我们究竟需要了解的是何种事物的真谛?是盘中餐的意义。是杯中奶的含义。是有关街头小调,船载新闻,眼神的一瞥,以及人们的体形与步态的内涵——让我看看这些事物的原本理由,让我看看高悬于这些自然景象之上的永恒规则,让我看看所有受到万有引力支配而活跃不已的琐事吧。
本迪克斯认为,只要摆脱虚伪和欺骗,爱默生所提倡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是人人可及的,亲切而熟悉。他的“‘平凡’比欧洲的民的含义更广,因为它包含了一种对繁杂多样的日常生活世界感官上的吸纳。而对平凡的颂歌又是与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结合在一起的”,正像英语中common的双重含义“平凡”和“共同”所表达的,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具备的,也是所有人共享的,这最终成为美国文化认同的底色。但同时,这种共同的平凡体现的又是一种包含特殊性的复杂融合。
在爱默生的时代,他的普通与平凡当然只涉及白人,但内战结束以后面对美国文化身份的重新构建,纽厄尔的民就需要超越爱默生的种族局限。学者们指出,在上述会刊宗旨后的介绍中,纽厄尔详细谈到了每一种民俗类型存在的具体人群与社会情境,这无疑受到了博厄斯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因为博厄斯受其物理、地理学教育背景和田野调查经验的影响,激烈批评英国进化论的文化观,批判文化差异源于种族差别的观点,反对将文化因素进行跨文化、进化论式比较,强调每一种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现象,都由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强调口头传统是相关群体社会生活的反映,体现出一种历史特殊主义倾向。因此不同族群民俗的差异,与其说是种族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异或者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如说是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境造成的差异。情境由此成为关注点,这也为后来表演转型时思考美国文化中流动性和偶然性这些共同的情境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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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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