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朝戈金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朝戈金在中国口头传统研究中做出了不凡的贡献，既有对国际口头诗学的译介和借鉴，又有对国际口头诗学的本土化实践，更有对国际口头诗学理论的自觉反思与口头诗学和口头传统研究“中国学派”的建构。诚然，朝戈金的口头传统研究并非是创立某种新的理论和新的观念，但是他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关注中心。卡西尔在评价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哲学思想转换中扮演的角色时说道：“苏格拉底从不攻击或批判他的前人们的各种理论，他也不打算引入一个新的哲学学说。然而在他那里，以往一切问题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新的理智中心。希腊自然哲学和希腊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突然被一个新的问题所遮蔽，从此以后这个新问题似乎吸引了人们的全部理论兴趣。”当然，这个学术关注中心的形成还应该记住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陈岗龙、刘宗迪、塔亚等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
在他们之后便有许多中国学者相继响应，开始运用或借鉴口头诗学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丹布尔加甫、黄中祥等都有相关的专著问世。还有不少中国学者以口头诗学理论阐述域外史诗，施爱东便做过这一方面的尝试，黄宝生肯定了口头诗学理论是检测口头史诗语言创作特点的有效手段，指出《摩诃婆罗多》中存在大量程式化的片语、词组和场景描写。口头诗学还进一步拓宽到中国古典学，叶舒宪、赵敏俐、孙尚勇、富世平都撰写过相关的论文与著作。可以说，口头诗学决定性地改变了那些沉浸在书写和文本里头的学者们对中国古典文学口承性的认识，激活了这些学者重新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中人类表达之根———口头传统。也就是说，口头诗学为开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纵深的、最持久的口头传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钥匙。不止如此，有些学者还将口头诗学理论运用到音乐学研究。可以预测，随着在中国学界的深入拓展，口头诗学将会发挥更为普泛的阐述意义，且继续对相邻学科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在对朝戈金口头传统研究做学术史的观照时，不能将他的研究具有的学术史意义仅仅限制在口头传统研究这一范畴，它辐射的领域已经超越了口头传统，近的波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远的波及古典学、音乐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因此，考察朝戈金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意义还应当关注它在中国学术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许多中国学者开始热衷译介国际理论，以图与国际学术加强沟通交流，在理论与方法上也尽可能地与国际学术接轨，且形成对话。在这种学术格局和学术潮流下，朝戈金转变自己的学术重心，致力于口头传统研究，加强与国际学术的交流与沟通。他不仅译介国外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而且陆续在不同国家的刊物杂志上发表学术成果，其中专著《口传史诗诗学》在蒙古国被译成西里尔蒙古文出版。
朝戈金还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和国际论坛，在每一次活动中都宣读了相关的论文。这些高水平、高层次的对话与交流使得他的口头传统研究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同时将中国史诗学术推向世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促进了中国史诗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国内与国际学术声望。因此，他的成功所具有的意义不仅停留口头传统这一坐标之内，而且对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与国际学术的对话和接轨而言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他的研究方法也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纠正口头传统书面研究范式的偏颇，将口头传统研究带出了这一书面研究范式的窘境，确立了口头传统研究口头范式的主流地位。同时，他的研究彰显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品格，表明在立足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借鉴和应用国际学术的理论成果，以及发挥个人的开拓创新精神可以创造出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成果，从而在国际学术赢得一席之地和足够分量的话语权。因此，朝戈金的口头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当下，朝戈金正处于个人学术生命的成熟期与出学术成果的黄金期。有理由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朝戈金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乃至更往后的学术道路上给中国学界呈现更多影响力持久且经得住检验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成果。
（本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12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