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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民俗学与当代生活
李：您的《从前有个病毒》关注的或者说回应的是当前的现实问题，我也拜读了您的《鬼魅缠身——当代民俗中的鬼故事》。在该书的最后一章，您写到民俗叙事“表述的是日常生活和缠绕在我们身边的离奇经历”。这两本书，您都在记叙当前的传言之外追溯了相关的远古传说。您如何评价民俗学特别是应用民俗这种复杂的时间性呢？显而易见，民俗学似乎同时包含、回应和解释着过去、现在和将来。
戈德斯坦：我感兴趣的是当代，做的是当代民俗，有时候也涉及非常古老的民俗，但是它们会显现在当代文化中。很多年前关于瘟疫的故事，也会在艾滋病毒的故事里讲。这些故事有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我尤感重要的是，民俗学者要致力于帮助人们明白：当代公共健康生活中，那些危及他们的流行病，其文化基因是可以理解的，它们都可以在民俗叙事中找到，而且和两百年前古老传染病的故事是没有区别的。
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认为古老传说和艾滋病的传言是如出一辙的呢？您如何肯定这种一致性呢？
戈德斯坦：是啊，它们与几百年前有关其他流行病的叙事几无二致。它们都是传统故事，只不过使用现代的语词来说而已。人们还在讲这些故事，它们仍在传播。你看2015年初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故事就和艾滋病毒的故事一样。同样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是因为它们表达了人们对疾病的担忧：它们讨论谁得了病，我们害怕的人和事情。比如，很多这样的故事都是关于游客的。旅行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它迫使你与他人接触。纽芬兰岛上关于艾滋病的最典型的传言，即艳遇之后醒来发现一夜情人消失了，镜子上留有口红写下的“欢迎来到艾滋病的世界”；或者是收到了微型棺材，里面有一张同样字句的纸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说里的病毒传播者都是与北美大陆有关的，而岛上的居民只是受害者，但他们没有固守传统（要么到大陆旅行，要么是出轨了），所以得到这样可怕的报复。这些传言在表达了对病患的恐惧的同时，也表达了岛民期待的道德优势。总之，游客和旅行是危险的。你看，非典型肺炎（SARS）的故事也和艾滋病的旅行叙事非常相像。
李：2003年的时候，我恰好受聘于香港教育学院，经历了非典型肺炎在香港从爆发到被控制的全过程。首名“非典”病人从广东到香港的新闻，的确很快演变出了细节饱满的各种版本的民间传言。在类似的事件里，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很多隐蔽的严肃话题，比如：恐惧和牺牲、种族和偏见等等，都涉及民族国家认同、经济社会发展、世道人心塑造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戈德斯坦：我对政治、种族政治和民族优越感都是感兴趣的。我正在做的项目是关于“亲母杀婴”，就是母亲杀死自己孩子的叙事。我做这类非常严肃的课题，可以说是“冷峻无望”的选题。我关注世界范围内“亲母杀婴”叙事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传说。但是我也关注当母亲杀死孩子的真实法律案件发生的时候，这类故事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媒体是如何同时讲述这些故事的。同理，就像在《从前有个病毒》中提到的一样，我们的主要文化机构像法律、医药等部门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常常在谈论（或者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谈论）有关人们行为方式的非常传统的观念。
李：您是说民间叙事保存了我们的社会记忆并启发、影响了现行社会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吗？
戈德斯坦：是的，有些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有着传统叙事中所记叙的某些传统性格，这些叙事帮助法律去解释为什么一个母亲会杀死她的孩子。比如，在美国，大部分约75%的这类女性会以精神疾患结案；但是如果男性杀死了他们的孩子，75%就要进监狱。我感觉同样是人在同样的法律体系下，如果说女人杀了孩子就只是精神病，只是心理失常，而男人就是十恶不赦，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是出了大错了。我很关注叙事对法律体系的渗透。可见，民间叙事影响着卫生保健、法律权益和公民自由。我对民俗在政府机构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往复作用是很感兴趣的。
李：这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在中国，社会舆论对司法的影响近来也有很多讨论，而人们往往忽视了舆论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基于民间传说的社会记忆的影响。比如，2009年中国湖北省发生了“邓玉娇刺官案”，公共舆论一致支持她，而鞭挞淫官。这与中国民间“官逼民反”的信念以及大量烈女、侠女传奇都有着直接关系，网络上出现的仿拟《史记》笔调的多版本《烈女邓玉娇传》就是证明。中外的例子都说明，民俗学不仅关注过去，更关心现在和将来；不仅和传统叙事有关，也影响着现实的社会制度。所以，民俗学对当代生活是十分重要的。
戈德斯坦：是的，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所做的很多工作、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法律是如何全面地和叙事相连，如何受到人们的观念的影响，人们的行为又是怎样建立在传统故事的基础上的。我还是举例说明吧。纽芬兰岛是北美艾滋病毒传染几率最大的区域，1991年底，有个叫雷·默瑟（Ray Mercer）的青年被起诉故意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人。消息一出，以他为主人公的传言四起，很多人说“听我的好朋友说”默瑟为什么、怎么样把艾滋病传染给了什么人。一时间，传言、谣言和证言难分彼此。我作为民俗学者受邀介入此案。我收集分析了大量市民口耳相传的“说法”，发现默瑟在传言中越邪恶，受害者似乎也就越无辜；默瑟的“罪名”赦免了康塞普申北湾的负罪感，洗刷了社区的堕落。但实际上，当地的文化（比如，青少年性行为比率高于加拿大其他地区；人们喜欢传闲话，没有隐私，使得避孕药具的获得很不方便；加上旧有的习惯，使得当地人不喜欢使用安全套）应该为畸高的感染率负责。但是，如果没有他这个“元凶”，整个康塞普申北湾恐怕就必须蒙羞；这种心态成为产生并盛传这类流言的原因，人们在疾病和道德败坏之间挣扎，需要把自己的歉疚转换成无辜，所以，默瑟就不得不做替罪羊了。我帮助律师来举证并说明，在默瑟事件十年之前，就有了大量艾滋病侵入该地区的笑话和流言，包括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欢迎来到艾滋病的世界”的段子。能被确证与默瑟直接有染的只有苏和卡瑟琳娜两名女性，但人们把这些流言中的主人公都附会成默瑟了。最终警察取消了几项针对默瑟的不可证实的起诉。
李：我因此很能理解，您为什么说“不论是否明示，这一事件的辛辣之处在于，流言蜚语与事实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划出这条现实界限，确实需要应用民俗学者负责任地整理并判断民间繁复的舆情。说起“现实”，很多叙事已经是在互联网上生成并传播的了。我们很愿意知道，您认为互联网会造成民俗学研究的重大变化吗？
戈德斯坦：在我看来，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人们和民间社区选择的“任何”表达方式。如果他们选择了互联网，我们就要去关注它。我的两本书中的很多故事都是通过电邮、脸书和推特传播的。之前我们只关注口头文化，后来我们认识到了印刷文化，现在互联网又成为人们新的表达途径。
李：您的父亲肯尼斯·戈德斯坦（Kenneth S.Goldstein）教授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民俗复兴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他1964年出版的《民俗学田野调查指南》也被视为民俗学田野工作的行业标准。可是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出现呢。您认为我们在互联网上做研究时，需要额外的指南吗？
戈德斯坦：田野工作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同样需要关注内容的变化。在互联网上不能面对面，但这也并不对我构成困扰。将来，我们交际的方式还会不断地变化，每种变化都会强化某些获取见闻的不同方式。我看不到这有什么麻烦，也不认为这会对民俗学不利。实际上，互联网拓宽了我们的田野，因为人们增加了更多交际的方式，我们也就增添了研究的事象。人们一旦开始网上交流，就停不下来，这成了一个额外的表达方式。每一次人们拥有了新的交流技术，都会复活很多旧的东西。好比说人们在网上分享音乐，就会让那首歌曲重生一样。我们只是对互联网还了解不足，所以感觉它缩小了我们田野调查的范围，而实际上完全不是那样。
李：我极为赞赏您的这个看法。当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了都市，越来越多的交流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时候，都市和互联网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视为当今民俗学需要格外关注的“希望的田野”了。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第68-74页。（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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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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