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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表示行为发生地点的“高楼十三层”在陕北说书中也是一个十分稳定的程式，经常和“上了”“下了”“走上”“走进”等动词搭配，构成完整的诗行，“高楼”也可被“绣楼”“扶梯”等替换。例如：
夫妻两个出了楼门，
下了高楼十三层。
走上绣楼十三层，
慢慢推开楼房门。
好一个崔家女娇容，
下了扶梯十三层。
以往我们经常按照书面文学的标准，把这些重复出现的表达视作“陈词滥调”，甚至认为它们是有损文学性的“俗套”。“口头程式理论”使我们重新认识程式的意义和价值，并且揭开了口头诗歌的创作之谜。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口头文学中的民俗语言，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是值得借鉴的。
三
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具有跨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从国内外的社会语言学著作来看，语言与民俗、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思想等都是其中重要内容。西北地区戏曲歌谣民俗语言既是语言现象，同时其本身又是民俗现象，是构成民俗的重要元素。因此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对民俗语言的研究也须采用交叉学科的方法。
民俗语言和文化现象本来就是无法分离的。正如中国现代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先生所说：“为了从民间语言考究其他民俗，同时又从其他民俗考究民间语言，就需要建立一门语言学和民俗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语言民俗学。”[6]307基于这种理念，我们在对西北地区戏曲歌谣进行语言研究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相关的民俗与文化。戏曲歌谣从文化分层上说主要是下层文化，其与上层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上层文化所倡导的观念与思想可能在下层文化中以不同的表现形态展示出来。属于上层文化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不仅保留在其著作中，同样保留在民间日常行为、仪式、信仰和观念中。经典的思想在向下层或周边地区和国家传播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版本的“地方化叙事”。如儒家的忠孝观念在民间文化中可能用各种易为百姓接受的叙事与故事体现并流传，其中可能掺杂着民间巫术与信仰等内容。因此民俗语言研究中必须充分借鉴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理论和方法，方能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其特质。
陕北说书与陕北民俗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会书”还是“家书”，都是普通百姓酬报神恩，向神灵许愿，消灾免难，祈求平安的方式。除了演唱书文外，民间陕北说书还包含请神、参神、安神、送神等一系列仪式。这些仪式受到唐代俗讲和宋元民间教派“宣卷”的影响，古老而神秘，充分表现了陕北民间多神灵信仰的特征。陕北说书是民俗宗教信仰仪式中的文艺展演，时至今日，它仍未完全走向“娱乐化”。我们必须把陕北说书置于陕北民俗宗教的语境中，在获得大量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借鉴民俗学等理论方法，多视角地研究陕北说书的民俗语言。
陕北说书与陕北文化密不可分，是陕北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陕北说书之所以称作陕北说书，它和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民间说唱文学的区别，除了表演形式、说书人所使用的方言和音乐曲调外，主要在于其所蕴涵地域文化特征。陕北黄土高原历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长期融合的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内部文化传承的相对稳定性，与其他地区相比，陕北较多地保留了原始艺术的基质。如信天游“两句体”结构和生动形象、自由灵活的比兴手法，很容易使人想起上古歌谣《诗经》。一位盲说书人，一把老琵琶，一副甩板……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艺术的单纯、质朴的艺术品格和直率、简约的表现方式。古拙、单纯的艺术形式和说书人演唱的内容形成巨大的反差，显得愈加饱满而厚重，凝练、静穆中有一种内容溢出形式的神秘与伟大。然而，仔细聆听说书人的演唱，“拦羊嗓子回牛声”的背后，总有一种苍凉悲苦的意味。这种悲苦意味正是陕北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古老而贫瘠的黄土高原所酿就的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文化因子。我们要把握和描述陕北说书的“声音”，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其特征，自然离不开陕北地域文化的分析。
总之，西北地区戏曲歌谣民俗语言意蕴丰富，独具特色。以往对其研究的成果只揭示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今天在社会语言学的视角下重新审视民俗语言研究，探讨田野调查、口头诗学理论、交叉学科等研究方法在其中的运用，相信将会藉此推动西北地区戏曲歌谣民俗语言研究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易德波.扬州评话探讨[M].米锋，易德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序[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5]孙鸿亮.陕北说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本文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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