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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乐文明治理“城市病”
龚鹏程
城市情况千差万别，但它在空间上基本均含有三个属性：一是祭祀的，一是行政的，一是生活的。凡城市，必有祭祀的中心，像希腊城邦，必有神殿。中国在京城是宗庙社稷，在地则是城隍孔庙等等。18世纪以来，神权在中西方都渐褪色，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越来越为强势。但祭祀的城市功能其实并未消失，一部分仍分散存在于城市的宗教场所，如教堂庵寺庙坛中;一部分由行政领域吸纳或替代之。所谓行政，是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城市作为协调管理众人这些事务的中心，遂也不得不越来越庞大。在古代，生活于城里的人只占少数，故城内人与城外人或形成不同之阶层，或还有市民权之类特殊身份权利。到现代，则农民愈来愈抛其土地稼穑而入城，城市人口乃愈来愈多，所谓生活，大抵也都以城市生活为基本模式。
祭祀、行政、生活，这三种城市基本属性，事实上即各有其相应之礼。其中“祭祀”相对应的便是吉礼，祭拜三皇五帝、孔子、先贤先烈、开国功臣等;“行政”相对应的是凶、军、宾礼。军礼涉及师、均、田、役、封等军事及田赋力役制度;凶礼涉及丧、荒、吊、禬、恤等赈济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制度;宾礼则与城市交际或内部组织秩序有关。以上《周礼》所载，固然属于天子京城之礼，其实各城市也同样有这些内容，不过礼制较低一等罢了。“市民生活”部份，相对应的主要是嘉礼，如饮食、婚冠、宾射、餐燕、脤膰、贺庆等。这是一般人都会碰上且应用之的。
这其中有些属于特殊时日礼，有些却是日常生活礼。如《仪礼》所载士婚礼、士冠礼、士丧礼、士虞礼，讲的是人一生中由冠婚老死等几个特殊阶段或时刻的礼，在人类学上通称此为生命礼仪或生命通过礼仪。指人生重要关口，须有此类礼仪以囊助其通过，均是特殊时日之礼。而士相见礼就只是一般日常生活之礼。
城市礼乐建设的时代意义何在?现代都市皆有现代性之癌：例如堵车、拥挤、空气污染、噪音等无法改造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工作竞争剧烈，生存压力倍增;精神空虚，价值与信仰空无。
城市越大，这些问题就越严重。市民患有沮丧、挫折、压力大、疏离感，精神官能症者越多，乃不得不发展减压、轻松、瑜伽、禅修、催眠、SPA、应用心理学等产业予以救济。在这样一个时代，强调城市的礼乐文明建设，虽未必就能治癌，但无疑可收救治之效，减缓病症、降低病情。渐渐调整思维，改变发展方向以后，则竟获愈亦未可知。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新国乐对历史传统的扬弃
项阳
重建礼乐系统应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既有礼乐观念进行扬弃。所谓“扬”，应把握仪式用乐的意义，在一些重大和重要场合有规定性的乐与仪式，使参与者在仪式和深入人心的乐中体味崇高、庄重、严肃、自豪、自信、和谐有序等多种情感，增强国民意识和族群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谓“弃”，应摈弃过于繁琐的仪轨，使仪式程序简洁明快。
当下中国社会形态中，国家意义上的礼乐多处存在且与仪式相须。
仅举数例：天安门广场每天升降旗仪式;各种重要会议开始之时奏唱国歌，这是仪式性的行为;国家领导人会见各国政要时仪式乐队在场，彰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承载国家礼制仪式用乐的功能意义;运动会入场式所奏《运动员进行曲》，这些用乐形态彰显了礼乐意识与观念。我们需要依照不同礼制仪式类型对其用乐有整体设计，以此使得重建之中国礼乐制度具有新时代特征以及系统性的实质内涵。
另为历史传统中的礼制仪式用乐，以民间礼俗仪式用乐形态存在，诸如庙会、宗祠仪式用乐—吉礼;婚礼、祝寿、开业用乐—嘉礼;迎宾用乐—宾礼;葬礼用乐—凶礼;各地傩礼用乐—古代军礼孑遗。每一种礼俗类下都有相应仪式用乐。由于是历史传统的遗存，在演化过程中显现仪式仪轨之相通，又因其民间存在在长期演化中缺乏统一规范，虽然用乐多为传统之接衍承继，在传承中有些乐曲虽能从专业视角把握其一致、相通性，却有变异之存在，再有就是将社会上新产生的乐曲不断融入，显现丰富与拓展。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而这些礼俗仪式与相须为用的乐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多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应该说，国家法律为传统礼乐之民间活态延续提供了制度保障。
作为国家礼乐重器，新时期国家礼制仪式乐队应体现国家特色。就传统而言，三千年间“国乐”均为金石领衔(编钟与编磬)丝竹随之的样态，这种“华夏正声”的乐队组合已然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象征，新国乐为用应考虑之。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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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和讯-文汇报 2013年10月17日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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