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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援朝（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我与周星是做同一个课题而去元江的，我们先是一起在县城所在地澧江镇做问卷调查，后来我又专门去了因远镇做问卷和社会调查。虽说元江是云南出名的“火炉”，但是这整个县境内只有几个坝子是“火炉”，山高的地方便气候宜人。而且民族的分布也与气候有关。所谓“火炉”实际也是一块小小的河谷，河谷中住着耐热喜水的傣族。出了河谷上了山，便是一片温凉湿润的气候带，在这种气候中生存着两支山地民族：彝族和哈尼族。彝、哈两族分布很有意思：元江之北，气候略为干燥，居住着实行旱作农业的彝族；元江之南，气候湿润，居住着实行水田农业哈尼族。哈尼族是一种少见的水田山地民族，在大山上开梯田种水稻，引水上山，因此当地便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说法，可惜这种农耕方式还很少被人研究。确实，走近哈尼山寨，抬头望去，只见青绿色的山峦上，时常露出一些苫着茅草的房舍，周围供着大大小小的梯田，这无疑是哈尼山寨了。清亮的泉水线一样从山上滑下来，叮叮咚咚。
但最吸引我的仍是白族。这不仅仅在于我早就知道白族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民族，而且宗族制度也特别发达，而这些年，宗族制度正是我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且白族生活习俗与汉族最为相似。生产方式也基本与汉族相同，生活在白族中，既不会有气候上的不适，也不会有语言上的困难，因为白族的男女老幼除了操持白语外，人人都会汉语。
我选择了元江的白族地区，这个地区是元江之南的因远坝区。坝区面积不大，方圆不过二十几平方公里，四周被群山环绕，气候温暖湿润，当地人骄傲地称之为“小昆明”。
胡鸿保：小陈正巧是因远人，只不过并非白族。小陈你可是我们这里唯一的本地人了，你看问题的角度谅必有独到之处。
陈丁昆（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博士生）：胡老师在元江插过队，我们也可以算是老乡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元江发展之路——“元江模式”，对于同类地区的发展无疑有触类旁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作为元江人，我谨对各位老师对我家乡的关注表示由衷的感谢。
元江，这个祖国西南边陲的多民族的边远山区县，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一下子成为云南省农业集约经营水平较高的高产县之一，1988年就基本实现电气化，成为全国首批初级电气化县之一，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上增，1992年便突破2000万元大关，被云南省确定为发展边远多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较为成功的范例。这一切，应该说都得益于元江模式的科学设想和成功实践。元江县山坝结合的模式以坝区为支点，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使山地民解决了温饱，平地民走上了小富的阶段，二者间社会经济的差距有所缩小，成功地导引出当地社会的良性运作。这个事实或者趋势证明低起点、欠发展的西部多民族地区并非无计可施，关键在于能不能规划制定出一条切合地区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策略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发展计划。我们相信，山坝结合给元江县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带来生机，无疑也会为多山区、多民族和低起点地区的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启发。
胡鸿保：“元江模式”的提法本身就改变了传统民族学研究中偏重“族别”的思考方式，而把元江多民族共居的地域作一整体来对待了。我当年做博士论文时曾注意到山地民与平地民的互动，不过现在周星博士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地方族际社会”，又特别关注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这应该说是又深了一层。
周星：无论什么课题，从事调查研究的人通常都得有一个或若干个立场、角度或切入点。进入一个微观社区蹲点，或按照族别来收集资料等，是很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习惯采用的方法，它们的优点和长处自不待言，但如果变换一下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也是有可能产生新意，发展出新的研究境界的。对我来说，元江的研究有三个重要的角度：一是关心现实的发展问题，关心由于发展所牵动的各族群间的关系，由此引申出对地方政府主导作用的重视。二是采取族际的而非族别的观点，因而重视族际文化共享的意义，较易接近多民族社会即族际社会的理念。三是企图在宏观的大背景下（例如，改革开放与西部发展）、在微观社区的基础上（例如，绿园、澧江镇、因远白族社区等），建构“中观”层面的即县级社区的视角，就是说，强调“地方”或“区域”研究的意义，这一点也与纯粹的族别研究不同。有了一个“地方”或“区域”的视角，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既定地域里多民族相互关联的历史发展，同时也比较容易理解既定地域内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我倾向于认为，要理解民族关系，就必须有一个地方族际社会的框架，没有这个框架，民族关系甚至就无从发生。变换一下观察和思考的角度，能使我们揭示以前有所感觉但又难以把握的许多问题，例如，在一个微观社区里，研究者有可能意识到社区外某些因素的有时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但它们在社区内却往往是难以给予充分说明的。
陈丁昆：周星教授关于地方族际社会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观念的变迁。正如胡鸿保博士谈到的水傣婚姻制度由从妻居到受汉族影响而改为男娶女嫁，建国后像汉族一样过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社会文化的一体化在元江是由人数不多，政治权利又处低位次的汉文化引导下的变迁。这是较高势能的文化对周边民族一种不断传播，即中心辐射型与周边向心型的文化传播与吸收的过程。对该县三个自治民族的哈尼族、彝族、傣族来说，走向一体化是时与势所规定了的、不可不为的举措。没有一个民族生活在真空似的尘世中，也无一个群体能脱离与这凡尘交相激荡的互动，面对外界或强或弱的冲击，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做出或消极的防御、或积极的适应性行为来保护自身或实现群体的更新。在变革的浪潮中，如果这三个民族仍以民族本位的立场来看待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盲目地排斥一切新鲜事物，对其周围所发生的新变化都漠然处之的话，只会给民族或其成员带来与现实的严重悖离和畸形的生存。不足可以革新、长处则可相师，我想每一个要求进步的民族或个体都会做出积极的态势，主动地去迎接挑战。三个不同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取向汉文化，把汉文化上升为一种社区的主导文化地位。使不同民族背景下的社区通过文化的整合而走向有序的运作，这是伴随着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变动相辅而行的结果；这也是各民族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立足于开放、互动的现代社会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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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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