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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力机制
被社会认可的道德不仅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准则，即怎样做是符合道德的，而且也为人们判断他人的行为提供了标准，即这样做是合乎道德的，于是大多数人认可并遵从的道德准则，对个体而言，便形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个体的行为必须是符合道德的行为。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结构中对个体造成压力，以维持传统道德的机制主要由宗教和社会舆论组成。
西双版纳傣族的宗教信仰是二元宗教，即小乘佛教（上座部）和原始宗教。这两种宗教对人们的道德观有不同影响。小乘佛教是外来宗教，已传入数百年，其宗教戒律对信仰者的行为是有约束力的。特别是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男性成员绝大多数是还俗者，宗教的影响更大，如宗教道德的“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观同傣族民间的互助公德一致。长期的宗教教育，人们形成了对佛要敬，对僧侣要尊的道德观。不拜佛、不尊敬僧侣的行为者，“活着受人鄙视，死后受神惩罚”（注：高发元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道德概览》，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224页。）。
原始宗教是傣族古老社会中产生的，至今仍存在的信仰。它对维持社会公德等有积极作用，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如原始宗教所奉神灵的居住地的树林不能砍，不许在森林中砍树建房。人们出于对神灵的恐惧，遵守这一公德要求，便保护了公有森林，同样，宗教财物如寺、佛像、塔、神树、垄林也得到公众的爱护。若有破坏者，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还会受法律的处罚。
如果说宗教是一种神圣的压力，那么社会舆论则是来自民间的众人评说、孤立不道德者的力量，表现为对不道德行为者的强烈谴责、鄙视、孤立。如父母不得干涉子女自由恋爱，子女选择对象后应征得父母同意，这样做才是道德的行为。反之，父母干涉儿女自由择偶，会被视为不懂情理者而受到社会谴责；同样，子女若未征求父母同意而结婚，也被视为不尊敬老人而受社会谴责（注：高发元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道德概览》，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220页。）。傣族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社会认为夫妻不和，可离婚，但不能争吵打骂。争吵打骂或不采取好说好散方式离婚是不道德的行为。离婚时，财产一般留给女方，用于扶养子女。“若有争执，可请村寨头人或亲友调解处理；若不服从头人或亲友调解，被视为不道德行为，要受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注：高发元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道德概览》，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221页。）。还有，在家庭生活中，虐待父母和抛弃儿女也是不道德的行为，轻者受亲友教育和社会谴责，重受乡规民约的处罚。
压力机制是社会力量对个体行为的一种约束力，使其行为不超越道德规范。否则，受众人鄙视，名誉扫地，丢了脸面，被孤立，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众人的扶助。如不遵从互相公德，从不帮别人盖房的人，到自己盖房时，无人相助。
一般情况是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遵守道德规范，只有个别成员会不同程度的违反道德规范。社会舆论谴责的违规行为还不算严重，只影响个体或家庭生活是否幸福。若严重的，如损害他人的财物、身体、公共财产，或触犯神灵将招致地方灾难的行为，就不是社会压力所约束的范围，而是靠社会的强制机制来制
三、强制机制
强制机制是统治阶层提倡的、以及社会认可的道德得以实现的有力保障。它通过对违反道德行为者的处罚，制止不道德行为的泛滥，以维护传统道德。强制机制是以法律、法规、习惯法、乡规民约、经济制度来实现的，并由傣族的社会组织监督和实施。
首先，从傣族的法律看其对社会公德、婚姻家庭道德、宗教道德等的维护功能。
傣族是个“水稻民族”、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人们把生产要素，如水渠、耕牛这些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都看得很重要，形成了共同保护的意识，例如人人有义务保护水渠、不偷不盗、不砍伤耕牛。凡公众饮用水井、村边、路边、佛寺周围的树木也人人爱护，不得乱砍。而且，傣族居住的坝子多河流，过去用木材或竹子架桥，易受洪水破坏，影响交通。因此，人们重视修桥补路。这些活动体现了傣族人民对公益事业有共同建设和爱护的公德。这种社会公德在傣族的古代和近代法律条款中得以保护。如古代法律（注：高力士《西双版纳傣族封建法规》，见其著《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13～238页。）中规定：“破坏水坝，罚银440罢滇（注：罢滇，古傣语。罢为古代计量单位，一罢约重三钱三，一罢白银折合银币三毫。滇，意为实，指实数，用于量刑罚款时，指罪重。罢滇含重罚之意。）”，如果偷了塔桥的木头，除罚银550罢滇外，还要赔原物。近代法律（注：见《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30－33页。）规定：“破坏桥梁，罚15元零5角”，“敲掉或砍掉别寨的围椿，罚7元”，“砍掉别寨的龙树，须负担该寨全部的祭费；若该寨死了人，按每人价格（1500元）赔偿”。此外，近代法律还大致按古代法律的做法，对破坏生产、牲畜作出明细规定，如拆掉他人田里的房子，未经田主同意在别人田里挖沟、骑牛马踩别人耙好未种的田、或已裁秧的田、已黄的稻谷，罚款数在3～17．5元之间。至于乱放牛马吃别人田里的谷子，处罚更重，“是水牛罚谷最高81挑，少者9挑；是马罚72挑，少者7挑半”。法律还对违反公共秩序，交通规则和偷盗的行为作处罚，如在路上，人不让牛、牛不让马、马不让象、象不让车就罚款。偷盗是最不道德的行为，古代法律很重视对这不道德行为的处罚，对偷家禽、家畜、农副产品、财物，以及包庇分脏的行为制定17个条款，规定分情节轻重或赔偿、罚款，或杀死小偷无罪。如“偷下鸟的扣子或鸟，罚银4罢半”，“偷人1人赔3人，罚1人”，“盗窃犯进房作案，被主人杀死无罪。若杀而未死，罚偷盗者330罢滇”。近代法律有关对偷盗的处罚大致同古代，只是修改古代又赔实物又罚款的条款为只赔实物。如古代法律规定“偷鸡1只赔2只；偷鸡诱子1只赔3只，罚银100罢公；偷鸭1只赔9只，罚银100罢公”，近代法律则改为“偷1只鸡，赔9只，偷1只鸭赔9只”。对偷耕牛和怀胎母牛的处罚，近代法律与古代法一样，如偷1条水牛赔4条，若偷已怀胎的水牛，则要赔3头大牛，1头半小牛。对有意或无意包庇盗贼的行为，近代法同样处罚，即使留小偷住宿也按小偷罪论处。如果留宿者帮助抓回小偷，可免罚款。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从古代到近代对偷盗行为的法制，促进了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至本世纪70年代，有的村民外出仍门不上锁，“夜不闭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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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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