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2.1口头传统创作方式及其分类单元选取逻辑

 

　　选定口头传统数字档案适宜的分类单元，首先需要厘清一个基本问题，即口头传统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

 

　　20世纪30年代，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伯特·洛德（Albert Bates Lord）对南斯拉夫口头史诗歌手的长期田野观察所得出的关键结论，成为这一领域的基本常识，即这类歌手并非在背诵一首固定的诗歌，而是在每一次演唱时，会借助一套长期习得的程式工具（包括固定的韵律短语、反复出现的典型场景和可灵活调用的叙事主题）当场构建出一首完整的史诗。同一位歌手在不同场合演唱“同一个故事”，产出的文本在篇幅、细节、措辞甚至情节走向上都会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并非记忆失误，而是即兴创作的正常现象。洛德据此明确指出，对于口头诗人来说，演述就是创作，二者不可分割。朝戈金［14］以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为个案，论证了同类创作规律在中国口头传统中同样有效。

 

　　如果每一次演述都是一次独立的创作行为，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一次演述的意义是否仅仅取决于它讲述的“内容”？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将口头表演界定为一种特殊的交流事件，即表演的意义不仅来自叙事内容本身，也来自谁在表演、面向什么样的听众、在什么社会场合中发生、表演者与听众之间如何互动［15］。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进一步提出，口头传统中的每一个词语和程式都携带着来自整个传统的意义积淀（即“传统指涉性”），这些潜在的意义只有在具体的演述情境中才能被激活。也就是说，同一个程式在婚礼上演唱和在葬礼上演唱，唤起的联想和承载的意义可能截然不同［16］。由此，口头传统数字档案的基本分类单元不应是抽象的“作品”或笼统的“项目”，而应是每一次具体的、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演述事件。只有这样，每次演述的创作过程、社会语境、叙事内容及多模态形式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被描述和检索。

 

　　2.2“演述事件”的定义及其与现有模型的关系

 

　　所谓“演述事件”，是指一次特定的、发生在具体时间和空间中的口头传统实践活动。例如，2005年8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一个蒙古族牧民家中，史诗歌手加·朱乃为到访的亲友和邻居演唱了一段《江格尔》，这就是一个演述事件。演述事件一般包含不可或缺的几方面：事件发生的时间，事件发生的地点及其文化性质（家庭聚会而非舞台演出），演述者是谁，听众是谁，演述所处的社会情境（亲友聚会、节庆、仪式、学者的田野采录等），本次演述的叙事内容和表演方式，以及这次事件留下了哪些记录（录音、录像、田野笔记、转写文本等）。当时间、空间、演述者、受众、语境和具体文本中有一项或多项发生变化，即构成另一个独立的演述事件。

 

　　演述事件可以被理解为RiC概念模型中“活动”概念在口头传统领域的具体化，但二者存在重要区别。RiC概念模型一般将“活动”与“创作”区分为两类不同事件，而在口头传统中演述就是创作，史诗歌手不是先“创作”一首史诗然后再“表演”它，其表演本身就是创作过程。演述事件因此需要同时被描述为社会活动与创作行为。

 

　　演述事件这一分类单元与档案学的层级描述模型相比，差异更为明显。档案学模型假定来源先于并独立于其任何一份记录，如某位作家的个人全宗独立存在区别于任一信件或手稿。口头传统中也存在类似“来源”的上位概念，可称之为“传统”，如格萨尔史诗传统或苗族古歌传统。但“传统”并不先于任何一次演述而存在，它是由无数代歌手在无数次演述中逐渐生成、累积和演变而来的。每一次新的演述在接受传统的同时也在微妙地改变传统，二者之间是双向的、动态的共生关系［17］，而非档案学层级模型所预设的单向实现关系。

 

　　正是这种共生关系，以演述事件为分类核心，既有必要，也切实可行。说它有必要，是因为只有逐一记录和描述每一次具体的演述，才能避免把活态的传统简化为静止的文本。说它切实可行，是因为当大量的演述事件被各自独立地描述之后，它们之间的异同、演变和关联自然会呈现出“传统”的整体面貌。传统不需要被预先定义，它会从对演述事件的累积性描述中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