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三、民间根性的当代展演与主体复归

　　创作主体的变革是文艺形态变革的核心驱动力，而文艺形态的最终成型则是创作主体与技术工具、受众需求、社会语境等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进入数字时代后，民间主体在文艺生产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大众文艺最具革命性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重新激活了民俗学意义上的“民间”逻辑，使沉潜的地方性知识、生活经验与口头传统得以突破现代文学体制的规训，再度成为文艺生产的重要驱动力。长期以来，在以印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叙事中，民间往往被置于“被看”与“被书写”的客体位置。尽管“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不断尝试“走向民间”，但这往往是一种精英视角下的代偿性书写，民间真实的声音常在文本转译中被过滤或重构。新大众文艺最深刻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借助数字技术的赋权，打破了话语结构的长期失衡。这不仅是媒介的演进，而且是人类口头传统在被印刷文明边缘化数百年后的一次强力反弹与生态复归。

　　学界如今越来越认同一个常识：口头传统是人类最基本、最原本的交流方式。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沃尔特·J.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中明确指出，口头传统并非文学的史前残余，而是被印刷理性长期压抑的人类原生表达机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该书中提出了“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用以描述电子媒介时代口头特征的回归。他富有预见性地指出，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正在催生一种“新的口语文化”，这种文化既保留了原生口语文化的参与感与群体意识，又建立在书面文化的基础之上。数字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正是这一“次生口语文化”在互联网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新大众文艺成为口头传统在数字时代的显影。当话语权下沉至微观个体，民间主体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启蒙的抽象共同体，而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演述者。这种变化标志着文艺生产从“为民代言”转向“自家言说”，民间主体在技术与审美的双重加持下，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主体复归。

　　（一）素人写作的民间底色与主体复位

　　在新大众文艺的版图中，海量普通劳动者的参与构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景观。外卖员在送餐途中构思诗句，矿工在爆破声中记录生存痛感，农妇在田间地头直播乡土生活。若在民俗学的长时段视野中审视，这些被统称为“素人写作”的实践在实质上是民间文学“劳者歌其事”传统的当代回响。与其将这些创作者视为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不如把他们看作传统社会的演述歌手（singer）或讲唱艺人的数字后裔。他们身处生活现场的中心，不依赖职业化的修辞技巧，凭借生存本能进行即兴表达。

　　这种从日常生计出发的自述性写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长期由精英文学主导的审美门槛，但这一变化并不是线性推进的。以王计兵、陈年喜等人为例，他们的写作更多来自在数字平台上的自发发布与自我表达。然而，他们后来之所以能进入更广阔的公共视野，仍与传统文学机制的介入密切相关：诗集出版、奖项授予、主流媒体的报道与访谈等持续为其作品提供“可被文学界承认”的通道与解释框架。换言之，当前许多素人写作者的上升路径仍离不开印刷出版与文学机构的筛选环节。数字传播与传统体制在较长时期内呈并行关系，“民间/精英”的分野开始松动，但很难说已经被整体瓦解。

　　相比之下，更值得细看的是那些几乎不经过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在平台内部就完成生产与扩散的表达。在快手、抖音等平台上，大量农村用户以短视频记录劳作节奏、乡土风物与家庭生活。它们未必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被命名，也很少进入出版物或奖项体系，却能在平台内获得持续的观看、评论与转发，并形成稳定的互动圈层。对这些创作者而言，被发现并不必然意味着进入文学机构的视野，其作品更多地是在社群内部被理解、被回应、被模仿，从而把个人经验转化为可共享的叙事资源。正因为更少依赖体制性追认，这类在数字空间中自给自足的创作形态往往更能呈现新大众文艺具有的民间根性。

　　在传统文学评价中，文本的精致、结构的严整和修辞的控制常常构成进入门槛。但口头传统提醒我们，意义并不完全封存在文本的工整之中，表达的情境与行动性同样关键。短视频、非虚构网文等媒介使这种表达的情境与行动性重新凸显出来，一些并不圆熟甚至显得粗粝的叙述之所以有效，不在于它们在技术上压倒了专业写作，而在于它们保留了更直接的经验触感。例如，“陈年喜加印15次的矿工诗集《炸裂志》以‘爆破’隐喻命运，王计兵用‘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捕捉现代人的生存焦虑，这些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提炼的意象直击普遍的人性困境、表达共同的情感心声”。“说出来/写出来”本身既是表达，也是处置经验、确认自身位置的一种方式，而不只是供人观赏的审美陈列。

　　正是基于这种在场的行动性，民间主体不再依赖“他者”的中介来确证自身。过去，民间经验往往必须经由知识分子的采风、转译与加工，才能以“文学”的名义进入公共视野，民间主体在此过程中常处于被动失语的状态。如今，数字媒介使民间主体能够以“此在”的身份直接发声，彻底扭转了“启蒙与被启蒙”“描写与被描写”的二元结构。他们不再是文学作品中的素材或景观，而是握有定义权的主人。当无数个“我”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民间文艺便不再是潜伏于历史褶皱中的暗流，而是汇聚成了重塑时代精神图谱的显性力量。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最为核心的民间根性所在：在技术的最前沿，跳动的依然是那颗最古老的民心。

　　（二）地方性知识的全球传播与自信表达

　　在新大众文艺的实践中，地方性知识的跨地区呈现正在成为一个值得细思的现象。以往的全球传播常受制于同质化的叙事与审美筛选：乡土经验要么被作为风情符号来消费，要么在难懂、难进入的判断中被边缘化。平台化数字媒介在结构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它一方面降低了呈现门槛，使地方生活得以绕开部分机构化的筛选流程直接进入公共视野；另一方面通过推荐、热榜与社交扩散，把原本属于局部的经验推送到更广泛的观看场景之中。地方性不仅可以作为被展示的对象出现，还可能以一种更贴近日常节奏的方式参与当代叙事的生成。李子柒围绕田园劳作、手工技艺与饮食起居的影像叙事，并不依赖宏大阐释，而以劳动过程、时间秩序与身体操作本身构成吸引力；潮汕英歌舞在国际社交平台引发的关注，恰恰来自其强烈的节奏、队形与仪式性带来的直观震撼。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传统声音形态进入数字娱乐产品之后，地方经验会以新的方式被“听见”。例如，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声音设计与曲艺元素使不少海外玩家在并未掌握语言细节的情况下，也能通过音色、腔调与节奏感知到一种异于西方奇幻叙事的氛围结构。地方性在这里不只是符号拼贴的素材，还以感官层面的组织方式参与意义的建构。

　　与传统意义上的对外文化展示相比，这类传播实践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并不总以“适配他者”为首要目标。过去的跨文化呈现常伴随强翻译与强修饰，导致方言被削弱、唱腔被规整、仪式被舞台化，以换取更高的可理解度。而在不少新大众文艺情境中，创作者更倾向于呈现一种在地而自足的生活状态，如陕北说书不必因为面向更广泛的受众就主动放弃其方言腔口与表演结构，英歌舞也未必需要抽离仪式语境才能形成传播。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保持原有表达的策略并不必然增加传播壁垒，有时通过评论区解释、二创补充、平台上的知识型内容链接等方式可以形成一种分层进入的理解路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所谓的“文化折扣”。更重要的是，新大众文艺折射出主体心态的变化，外部目光不再是唯一尺度，记录与呈现自身生活的完整性反而成为优先选项。

　　这种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表达在数字环境中以可见的方式重新组织了“中国经验”，它使现代化叙事不再被单一的城市经验或宏大叙事垄断，更多地把方言、曲艺、节俗、劳作、手工与家庭生活等仍在运行的生活结构带回到当代文化图景之中。当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开始围绕某种技艺、某种声腔或某种叙事节奏展开讨论时，发生的未必是一次性“理解”，而往往是一种可持续的接触与再解释。因此，传统不只是博物馆式的静态陈列，而是在记录、传播、误读、校正与再创作的循环中继续生成其当代意义。

　　四、结语

　　新大众文艺更接近于一种在完成媒介更新之后展开的生产与传播结构。平台化分发、连载更新、即时互动与二次创作改变了作品的生成方式，文本常常在发布与反馈中被修订，在讨论与再叙述中被重写，文艺活动也因此更容易呈现公共化的面貌，读者或观众的回应不只是事后评价，而是进入创作节奏与传播路径的要素。与此同时，大量普通劳动者进入表达现场，使某些以往难以进入公共叙事的生活经验获得了可说、可写、可被看见的机会，这构成新大众文艺最具解释力的现实维度。

　　但是，也不应把这一过程理想化。平台机制并不会自动带来平等的表达秩序：推荐算法与注意力竞争会持续影响题材选择、叙事结构与情绪强度，热点逻辑与模板化倾向可能压缩差异化的空间；头部集聚与评论区的群体压力也会生成新的不平衡。所谓民间根性并不是脱离技术与商业条件的天然本质，而是在平台规则与流量逻辑的限制中寻找表达位置的结果，并在一次次互动中被塑形。

　　因此，新大众文艺的价值不宜仅以是否产出经典来衡量，更应回到机制与经验层面：哪些生活经验能够被转换为公共叙事，哪些表达形式更容易获得可见度，创作者如何在反馈压力、模板约束与自我表达之间形成适宜的策略？这些问题指向的是文艺与生活关系的重构方式。新大众文艺尚未定型，其内在张力和相关争议仍将持续存在，正是这些未被化解的矛盾，为我们理解洞察当代文艺的变迁提供了可靠的入口。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