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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说来，60年代是这么一个阶段，所有“土著”都变成了人。这里谈到的“土著”既包括内部的，也包括外部的。换言之，是那些在第一世界内被殖民的人们——“少数民族”，“边缘人员”，以及妇女——和外部受殖民者统治，官方划定的“土著”。这个废除殖民化的进程可以（并且已经）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描述过，……在后卢卡奇主义，或者更接近于马尔库塞主义的“新左派”来看，60年代则意味着无阶级形态的、新“历史主人公”的涌现（这里无阶级形态是指黑人、学生，以及第三世界人民）；或者，从后结构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即福柯历史观（这在很大程度上早就由上面引用过的萨特语涉及了），那么，它就意味着被殖民者争夺到了用新的集体声音说话的权利，而这种声音在过去的世界历史舞台上还不曾听到过。同时，这声音一产生立刻就打发了过去一向自称替他们说话的中间人（自由主义者和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
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反殖民运动以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黑人、少数族裔、妇女、底层大众这些内部的他者，这些以前无名的、不拥有人的语言因而默默无声的民与土著的群体，第一次浮出历史地表，以自己的语言发出声音，成为新的历史主体，成为可以创造历史的，有主动性、有创造力的主人公，成为了人。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在同一时期，民俗学在欧美都发生了重大转型，研究者与俗和民之间的距离悄然消失，研究者和民泯然一体。民俗之“民”成为全体公民而不只是研究者的对立面，研究者自身第一次成为民的一员，而不是替民说话的中间人、民的代言人，民俗学开始具有反思自我的可能。“俗”也得到重新界定，不再是超越个体民众跨时空流传的、即将消逝的传统与遗留物，而是民众当下活的实践。转型的原因何在？显然,学术思想的转换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把学界理论方法与观点的转化放入社会时代广阔的历史图景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更新与变迁的内在动力。
如果说英国和德国的民俗学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早期和帝国主义时期现代性话语构建的不同路径，那么美国民俗学的历史则与上述两条路径都不完全相同。美国民俗学学科专业化的开创性人物理查德·多尔逊强调，“北美、南美和澳洲这些现代被殖民的国家的（民俗）理论必须与其从殖民到工业化这一主要的历史发展过程联系起来”。美国民俗学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表演理论转型中完成的从“俗”到“民”的转变，其实质，就是现代性隐含的殖民性被揭露时，顺应时代大潮对民众主体进行的赋权。以下将聚焦美国民俗学历史上对于“民”和“俗”的界定及其变迁，探讨其与美国社会历史和生活轨迹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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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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