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拓展民间文学，实现艺术蜕变
万玛才旦并不是一个只满足于继承化用民间文学遗产的作家，如果他的小说止步于套用民间故事的情节与形式，那他只能算是民间故事家，很难成为具有艺术审美的优秀小说家。所幸他没有让遗产变成羁绊，而是跳出民间文学的程式化束缚，进入更具创新性的文学创作天地，既实现了小说艺术蜕变，也促进了民间文学的创新性发展。
（一）小说开放式结局对民间文学确定性结局的拓展
大团圆或有始有终的确定性结局是民间文学最具普遍性的叙事模式之一，民间文学为满足听众的心理期待、世俗生活的仪式化需求，以及伦理教育的需要，常常采用大团圆结局。施爱东将这种“迎合世俗愿景或想象的游戏终点”的大团圆结局称为“元结局”，也有少量民间故事以悲剧告终，但无论是大团圆结局或悲剧结局，都是已知的确定性的结局。民间文学的受众无法接受有始无终的故事结局。万玛才旦小说在结局的设计上突破了民间文学确定性结局的窠臼，代之以更富想象空间的开放式结局。
《故事只讲了一半》结局如题目所示，只讲了一半，是一种未完成的开放式结局，小说名字也可以概括万玛才旦不把结局说透的写法。小说中的扎巴老人只要讲完最后一个故事，民间文学编辑“我”就可以将《扎巴老人讲故事》这本书出版。但在老人卖尽关子讲述最后一个故事——所谓的“黄色故事”时，讲到关键处，老人突发疾病咳嗽起来，故事被迫中止，晚上就传来了老人去世的消息，最后一个故事终于还是没有讲完。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是万玛才旦有意为之，他认为：“讲述一个故事，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不然就只复述纯粹的民间故事。《故事只讲了一半》中提到的那个没讲完的故事，全貌我是知道的，但我觉得讲到一半突然停下，可能更加有意思。”不甘于照搬、复述故事，将自己已知结局的故事设计成戛然而止的开放式结局，显示了他反拨民间故事确定性结局的巧思。
《一篇小说，及其两种结尾》亦如题目所说，设计了两种开放式的结尾。与世隔绝的D村的远方来客，到底是谁，小说的结尾一是朝圣者，结尾二则是一头牛。两个结尾的设置让小说的结局由封闭走向开放和多元。《诗人之死》中诗人杜超的死因有小镇流传的故事版本和杜超日记所写的故事版本，结局具有开放式特征。
《寻找阿卡图巴》中阿卡图巴在三个人的故事中呈现出三种不同面相，而寻找者“我”也阴差阳错地与阿卡图巴擦肩而过，没能探访到阿卡图巴，最终也让阿卡图巴的真面目变得扑朔迷离。万玛才旦自己也认为“在《寻找阿卡图巴》中，对事物的不可知性、不确定性的描写，可能有点《罗生门》的感觉”，小说的结局显示了他对事物不确定性的思考。《寻找智美更登》中导演江央一路寻找适合扮演《智美更登》角色的演员，但在最后却陷入迷茫，“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慢慢失去了对智美更登这个角色的把握和判断的能力，也许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智美更登的秉性吧，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演员最适合演这个角色了”，结局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猜猜我在想什么》的结局在悬念中戛然而止：“（洛藏）看着我，继续说：‘五十万杀一个人应该够了吧？’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才问他：‘你想杀谁？’洛藏看着院子里的那些人，用手指指了一圈，提高嗓门说：‘不知道，没有具体的人，这些人当中随便杀一个就行。’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我对洛藏说：‘那你杀了我吧。’”留白让故事更有余韵。
万玛才旦在吸收藏族民间文学营养的同时，还以开放的视野学习借鉴中西方文学的现代叙事艺术，拓展民间文学的叙事模式。
（二）多重叙事视角对民间文学全知视角的超越
民间文学受演述人与听众同时在场的客观场景限制，演述时通用的叙事视角是全知视角。人对故事无所不知的全知视角，是适应民间文学“说—听”模式的。对于“写—读”模式的作家文学而言，这种全知叙事显然太过简单与单一。万玛才旦作为具有世界性文化眼光的现代小说家，重视文本形式的实验与探索，他超越了传统民间叙事的单一全知视角，灵活运用多重叙事视角讲述故事。
多声部叙事即从多个角度展现同一个人物或故事，是万玛才旦小说常见的叙事视角。这种叙事视角与嵌套式叙事结构相得益彰。《寻找阿卡图巴》以叙事者“我”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为主线，牧羊老汉达杰、“我”的同学扎西顿珠的阿爸、阿卡图巴的女儿分别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同一个人物阿卡图巴的故事，营造出“罗生门”的叙事效果。《诗人之死》中既有第一人称“我”作为诗人朋友、事件旁观者的限制性叙事视角，也有小镇上的人们以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所描述的故事版本，更有诗人日记所呈现的事件亲历者以第一人称全知视角讲述的事件经过。《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的叙事视角分别是作家“我”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小说《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的创作过程，但具体的故事叙述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同一故事的第二版本则由故事原型的提供者柔旦以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展开。多声部叙事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展现同一个人物或故事，有助于展现人物的丰富性与事件的复杂性。
儿童视角和动物视角的运用也是万玛才旦小说叙事视角多样化的具体表现。《八只羊》《一块红布》《我想有个小弟弟》等小说均采用儿童视角叙事。《八只羊》中孤儿甲洛牧羊的遭遇与来到草原的美国人遭遇的“911”事件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儿童视角中的孩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既有鸿沟，又能共鸣。亦如甲洛和美国人语言不通，沟通存在障碍，但不妨碍他们在谈到各自遭遇落泪时能够产生共鸣。《一块红布》以小学生乌金的视角展开叙事，乌金是个孤儿，没有写出关于亲人的作文，为了有亲身体验，他借同学的红领巾蒙住眼睛体验一天瞎子的生活，然后写了一篇关于瞎子的作文。儿童视角的运用，引领读者带着儿童的眼光，走进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世界。《我想有个小弟弟》中，小学生旦增想要个小弟弟，他跟父母、老师、小伙伴都表达了这个想法。小说以旦增的儿童视角来叙事，情节简单，格调纯净。万玛才旦以儿童视角叙述的小说，不追求故事的复杂曲折，而是带有童话的简单、明净，让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相互映衬。《我是一只种羊》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动物叙事视角。小说中的“我”是一只从新疆坐飞机来到青藏高原牧区的种羊，有动物的习性，也有人的思想情感。以动物视角所见的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真实与荒诞并存。动物的人性、人的兽性、动物世界的秩序与人类社会的失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黄昏·帕廊街》中外来者的视角，《陌生人》中局内人看外来者的视角都构成了万玛才旦叙事视角的多样化。第一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多声调叙事视角、儿童视角、动物视角、外来者视角、局内人视角等多重视角的交错运用，使得万玛才旦的小说超越了民间文学单一的全知视角，小说叙事模式丰富而多元。
结语
万玛才旦既是藏族民间文化的受益者，又是民间文化的深情歌者。他从雪域高原走来，带着民族文化的印记，将藏族数不清的故事、史诗、歌谣、戏曲融入笔端，编织了一个真实的藏族文学世界。向来被视为“下里巴人”的民间文学，经他妙笔点染，走向了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殿堂，璞玉生辉。他对民间文学别具匠心的翻译、化用与拓展，为民族作家实现民间文学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示范。毋庸讳言，万玛才旦的小说艺术还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对民间文学的化用也稍显生硬，但无论成败，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遗憾的是，万玛才旦于2023年5月8日猝然离世，英年早逝的他带走了说不完的故事。斯人虽逝，但文字长存，经由译作与小说，读者可以跟随他的文字领略藏族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水乳交融的艺术魅力。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