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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山海经》和《三体》为例
上述设问的答案是肯定的，限于篇幅要求，笔者仅抛出典型的案例掠影——中国神话学最重要的文本《山海经》和在中国科幻界最有名的《三体》。两者属性貌似迥异：作为实地考察和异域想象而记述的山川博物志，《山海经》是诉求共时性描述的王室典籍，没有一以贯之的跌宕叙事和人物模式。《三体》系列是精心编织的故事，是着眼于历时性发展的宇宙图景描述，且未曾听闻作者提及其创作受惠于《山海经》启发。这样的神话与科幻可能有关联吗?跳出常见思路，从两者的本质属性角度能窥得一斑。
第一，相似的价值诉求：表达权力秩序和道德性。
《国语·楚语上》记载了周王如何被各类巫史分工督导，不同的王室典籍如何发挥文化功能：“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山海经》本质是宗周统治制度下的王官之书，掌握文字特权的巫史们通过地理和博物记载来表达王权对版图的掌控，维护宗周分封疆域秩序和华夷价值之辨；同时也督查周天子“事行不悖”。换言之，传统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巫史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方式。《山海经》所记的神、怪之物与所记的金玉、山川、河流、植物的属性相同，皆为象征王制。在巫史“物占”模式下，神异之物在特定时间的特定表现被视为天子或国家的凶吉征兆，天下之“物”都与王者之“德”有关。所以，对权力秩序的道德性象征与隐喻是《山海经》的特质之一，《春秋》《尚书》等宗周典籍所记的事、物、人、神，性质皆然。
对权力与秩序的道德性追问，同样引导和规范着刘慈欣对宇宙图景的想象，表达出他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理解。《三体》情节构思凸显了两个向度的道德性：1.零道德的宇宙权力与秩序；2.有道德的人类权力与秩序。有道德的人类如何在无道德的宇宙中生存?这是三部曲最扣人心弦之处。《三体》将人类社会放进极端的宇宙环境中考量，对权力与政治的明示或隐喻无处不在，比如从第一部的秦始皇开始，到红岸基地，到第三部中的PIA，再到掩体纪元中环星城和各个联邦组织，人类的权力与秩序没有丝毫温情脉脉，铁腕和极权是贯穿始终的氛围。零道德的宇宙更无比黑暗残酷，高级文明的歌者可以撕毁一切，人类的尊严荡然无存。极端的前者就是残酷的后者。极端性和零道德下，一切的文化、信念、坚持、挣扎都在为更绝望的权力秩序作出注释。在两千年前的王室记述与当下的文学描述之间，我们看到了历经岁月长河变迁却无法被洗涤的、相通的终极性叩问与呼应。
第二，相似的描述基石：时代理性和被认同的真实性。
所谓理性不仅仅指现代科学和工具理性，从刀耕火种时代开始，古人在仰观天象、俯察万物和占卜祭祀中探索万事万物之规律，建构出诸多因果自洽的理性话语，比如月令系统、“周易”六十四卦、星占说、五行说、六道轮回说等等。作为表达权力秩序的王室档案，《山海经》既非完全客观的地理描述，也非纯粹主观幻想的创作。《山经》是巫史以四周的山为定位，参照天文、地理与历史传说对已知疆域和未知领域的描述；脱胎于祭司祭词(或创世图画)的《海经》有着与巫史相通的文化职能，在统治文化中起着上通下达、协调内外、知晓天地的作用。在汉武帝推崇《禹贡》之前，《山海经》一直被作为真实的记录，它的“四海八荒”模式具有权威性而被《楚辞·天问》《淮南子·地形训》《吕氏春秋·求人篇》引用。《山海经》用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和那个时代的理性话语，为时人描述了一个被认为真实的世界。
作为成熟文学样式，科幻作品圈和评论界已形成判断“科技”使用优劣和高下之分的标准(即所谓的“硬科”分水岭)，也形成普遍的文本情节流程。譬如《三体》在“设置悬念——推动悬念——渲染气氛——终极解谜”的流程中以瑰丽的科技发展想象来推动情节。不可忽视的是，《三体》之所以在“硬科”界内外都被叫好，乃因作者对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推演令不少人信服。全书在宇宙大爆炸和坍缩的天文学框架下，以光年作计算、以基本粒子为尺度去探讨权力秩序与道德问题，用逻辑自洽的科学理性思维，文学化地营造出一个令读者沉浸于其中的真实未来。
第三，相似的记“异”目的：“陌生人—王”(Stranger-king)权力模式。
《山海经》记载了三千多个地名、四百多种植物、一百多种金属的矿物、四百多座山、三百多条水道，二百多个神话人物、三百多种怪兽。因此之故，围绕“异”去猜想或研究《山海经》内容所指是许多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热门首选。《三体》具体内容也是各种“异”：人类遭遇其他星球文明和不曾知晓的宇宙法则。其实，纵观所有优秀科幻作品，必然有异于地球文明和人类形象的他者世界，一个不曾被把握的神秘对象出现。
描述异于自我的叙事文类众多，但学者们发现围绕神话的记“异”却颇具意味。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名著《历史之岛》中通过考察南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尤其本地人关于欧洲入侵者的各种神话传说，发现许多地方统治者的权力起源正是外来的陌生人。在当地人眼里，这些陌生人带着生与死的神秘性而具有超越力量，统治者通过一定的转化仪式，让内部社会的权力建构可以通过陌生人介入而得以稳定强化，这就是“陌生人—王”模式。萨林斯的立论前提是以血缘关系的原生族群为“内”，其实也适用于宗周王室的分封权力基础。虽然周王没有被入侵或与“陌生人”进行婚姻联盟或仪式转化，但是，王制需要用陌生的、异质的因素来自我神秘化，通过对未知异域的描述来表达权力版图，巩固自身统治。不妨讲，具有同质性的政治共同体永远需要对陌生人的想象与转化，需要借助与陌生异族和异域的沟通来实现自我权力的合法化。
当代文明和民主政治不再需要借助“陌生人—王”来形塑，但是，当科幻作家要对人类未来或外星文明进行权力想象、要对人类秩序与道德进行反思之时，自然而然地会使用“陌生人—王”这一思考模式。无论在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还是智能时代；无论王室档案还是个人文学写作，大凡涉及表达权力与秩序的文本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山海经》相似，常能看到记“异”内容及“陌生人—王”模式的运转：周代分封制下的《山海经》《穆天子传》如此，秦汉郡县时代的《禹贡》《史记》如此，工业时代的《鲁滨逊漂流记》如此，信息时代的《三体》亦如此。到了未来更发达的智能时代，当人机联体成为现实时，是否还需要借助这套模式去表达人类对权力的理解呢?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描述了彼时图景：“曾长期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瘟疫、饥荒、战争已经被攻克，智人面临着新的待办议题：永生不老、幸福快乐和成为具有‘神性’的人类。”赫拉利是历史学家而不是科幻作家，无需用模式讲故事。但是，当作家要为未来的AI文化构拟权力、秩序、道德等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时，“陌生人—王”恐怕仍然是无法规避的叙事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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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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