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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第一条线索技术性的历法路径不同，第二条线索体现出了民族性和弥散性的特点，与各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文化政策的制定来保护民俗的动向存在着内在联系。如前述，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尝试通过立法来保护文化遗产，并设立“人间国宝”认定制度以挽救现代化进程中受到挤压的本土文化传统的做法，在亚洲、美洲、欧洲均引发了共鸣，很多国家加以仿效并推出了各自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此后，为反思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地理和文化不平衡问题，教科文组织在各种调研的基础上先后推出了1992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993年的“人类活财富”项目，还有1997年的《“代表作”计划》这一当时教科文组织最高级别的文化保护项目。该计划每两年宣布一批传统和大众文化表现形式、文化空间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在《公约》生效之后该计划自动终止，此前宣布的所有项目都被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果不考虑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1994年的《原住民权力宣言草案》、1995年的《我们具有创造的多样性》报告等重要背景的话，创立《“代表作”计划》的最初动议实际上源于1997年6月在摩洛哥首都召开的一次小规模会议，也就是马拉喀什会议。该会议名为“保护大众文化空间国际咨询会——人类口头遗产宣言”(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Popular Cultural Spaces-Declaration of the Oral heritage of Mankind)，一共有11名国际专家和5名摩洛哥专家出席。那么，为何此次会议的地点会被选定在马拉喀什呢?我们就需要将其置入相关的历史脉络之中加以察看。
资料表明，推动1997年马拉喀什会议召开的一个重要因素，与1996年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发出的一项倡议，存在着直接的历史关联。应该说，如果没有这位国际知名的作家和活动家，教科文组织的眼光可能不会投向马拉喀什城中，那个受到现代性挤压、存续岌岌可危的古老的埃尔弗纳广场。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围绕摩洛哥大众文化空间即埃尔弗纳广场的地方化保护实践，最后居然演变为影响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开阔局面，这种可能性在当时即便是戈伊蒂索洛本人也是难以预见的。戈伊蒂索洛是西班牙当代著名的作家、思想家，因反对弗朗哥的独裁统治，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开始流亡法国巴黎，并于1976年来到了摩洛哥的首都马拉喀什。长期在马拉喀什生活，戈伊蒂索洛不仅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对伊斯兰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对坐落于马拉喀什旧城中的埃尔弗纳广场，戈伊蒂索洛自然是也十分熟悉的。该广场可谓马拉喀什的一张文化名片，几乎所有的旅游宣传资料都会提及。该广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十一世纪由柏柏尔人建立的穆拉比特王朝，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繁荣后，于阿萨德王朝时期正式被命名为埃尔弗纳广场。在某种意义上，埃尔弗纳广场既是马拉喀什城的地标，也是非洲乃至世界上最繁荣的民俗广场之一。大量的商业元素、民间手工艺传统、口头演述传统、宗教传统充斥其间，充分体现了摩洛哥民俗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和活态性。但是，随着商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该广场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从繁荣走向萧条的文化变迁之路。由此，也引发了针对该文化空间的一系列保护行动。
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殖民地统治时期，围绕该广场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最早的遗产保护行动。当时的执政官里亚蒂(Maréchal Hubert Lyautey)，自称为建筑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者，提出了对广场的边界和空间进行认定的保护法案，明文规定在广场上严禁修建房子，并禁止非摩洛哥人购买或者租赁广场周边的房产。上述措施表面上是要保护埃尔弗纳广场的“本真性”，但实际上也与法国殖民者所施行的“城市种族隔离”(urban apartheid)政策相一致，即要在摩洛哥及其他法国殖民地维持当地人与殖民者群体的相互隔离。此后，随着马拉喀什旧城被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清单，该广场也于1985年被认定为该遗产的所在地之一。加上2001年该广场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针对该项目一共有3次现代意义上文化遗产保护的外部干预。有学者甚至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戈伊蒂索洛为保护埃尔弗纳广场前后奔走，在2003年《公约》这一部国际法的出台过程中发挥了助产士般的关键作用。
作为一名作家，戈伊蒂索洛格外钟情于埃尔弗纳广场中的故事讲述传统。在其发表于1981年的小说《公墓》(Makbara)中，他对埃尔弗纳广场作过细致描写。1990年，该广场中一家集结了大量优秀故事讲述家和音乐人的咖啡馆倒闭，让他深受触动。后来，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民众需要了解故事讲述传统的重要意义，一位故事讲述家(吟唱家)的离去，比失去200位畅销书作家的后果还要严重。因此，在获悉地方政府要在广场中建造现代高层建筑及地下停车场的计划后，戈伊蒂索洛当即便加以反对。但是，他的意见并未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重视乃至回应，他不得不向其出版商汉斯·梅因克(Hans Meinke)求助，试图通过这位中间人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发出呼吁。1996年1月，在梅因克给马约尔的信中提及，建议教科文组织宣布埃尔弗纳广场为“人类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以免这个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的口头文学传统培育之地，遭受一些商业投机行为的侵害。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戈伊蒂索洛的建议，其实质在于由教科文组织通过授予荣誉的形式，赋予该广场以国际性的认可(recognition)，最终实现保护这个珍贵的文化空间的目的。随后，戈伊蒂索洛亲赴教科文组织总部面见马约尔，陈述埃尔弗纳广场的保护建议以及保护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及人类创造力的重要性。马约尔对戈伊蒂索洛的建议表示赞同并支持。他还责成当时负责非遗项目的爱川纪子跟进该建议，并以马拉喀什的个案为试点，发展一个具有国际维度的保护计划。有学者认为，上述事实促使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行为趋于正式化和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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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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