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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民俗学对“人”的再认识
另有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即对“人”的再认识。这里的“人”包括集体、集体性、个体、个体性等广义上的“人”。民俗学一直以来关注的是在民间代代传承的作为集体事象的民俗。在这点上，“人”是民俗的载体，个人只不过是民众的一员。
以往的日本民俗学所关注的是群体或集体性事象，而不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与观念等个体现象。首先，依靠重出立证法、方言周圈论等比较研究有一个前提，即：日本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某一个民俗事象的地方差别只显示时代差异。如果对在各地流传的某个民俗事象进行对比，可以了解其历史变迁。因此，其着重点在于调查地点及其民俗事象，而不在“人”本身。其次，通过对“柳田民俗学”的继承与批判，福田亚细男提出的传承母体论，主要关注在村落社会流传的集体性事象和生活文化。“个人”虽然构成传承母体，但总是淹没于传承母体，并不是研究对象本身。此外，关于民俗学关注的时间跨度，福田认为“以现代的事象在超越个人的经验和体验的时间跨度中认识过去的世界”。
如上所述，在“20世纪民俗学”研究中，面向“人”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般而言，民俗事象通过“个人”行为传承下去，可是“个人”只是被看成传承母体的一部分，几乎没有注意到“个人”的主观性与经验性叙述。因此，在如上提到的两代学者的“对话”中，他们对曾经没有把握好“人”或“个人”进行了反思，并提到了从“个人”出发把握民俗的必要性。例如，塚原伸治提出研究“个人”的问题时，福田这样回答，即“一直以来那种面目模糊的，没有具体人名的访谈记录或者观察之类是不行的。(中略)至今为止的民俗学，正是这种没有具体人名的民俗学。具体人名的意思是，必须有个人的存在，研究才会得以丰富。”可见，两代学者都有关注民俗学如何把握“个人”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展开讨论相关问题。因此，今后从“个人”或个体的角度出发、从“个人”着想的、从“个人”层面构成的民俗学研究，尤其注重“个人”的感知、情感等层面，是今后有必要探讨的新课题。
三、《面向“人”的民俗学》及其主旨
2014年6月出版《面向“人”的民俗学(原题为“人”に向きあう民俗学)》一书的主编门田岳久与室井康成，是日本民俗学新一代学者。本书由新一代学者们撰写的论文集。其主旨是反思以往民俗学对“人”的认识，并试图推动以往民俗学的研究范式的转向。简而言之，以往的民俗学将研究对象仅限于“民俗”，而将“人”看做“民俗”的载体或“信息来源”。摆脱这样的对“人”的观点，从而使民俗学成为关注“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及生活经验的学问。
具体而言，以往日本民俗学探究即将消失的“悠久优良的传统文化、日本固有传承的‘民俗’”新一代民俗学者要反思这种对“民俗”的认识，从而开拓“如实描写当代人的姿态，精致地把握(他们的)生活和日常，尽量保持与现实社会联系”的学问。换而言之，着眼于从追溯过去的、与现实社会区隔开来的，转到面向现实社会中“现在、这里”正在发生的文化、社会现象。随着对“民俗”的认识的转变，研究范式也要较大的转变。即“一、从文化构造与类型的把握转到以我们‘眼前’的生活实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二、从探究残留文化的‘民俗’转到探讨当下产生的、正在变化的文化与社会现象，三、从探求日本文化的本质性转到研究在全球社会语境下的日常性、多样性及复杂性”。
不言而喻，近代以来急速进行的都市化、工业化、高度信息化带来所谓传统文化的消失与传承母体的解体。面临如此剧变，民俗学也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然而，以往民俗学却跟不上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及时改善自身的学科体系。那么，以往民俗学为何疏离了“当下”，固执于“传统”“传承”概念?岩本通弥指出“民俗”本来是近代后出现的政治性概念，在政治语境下，“民俗”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将它进行了从“陋习”到“古风”再到“质朴”“传统”的价值转换。于是，“从‘民俗’被看成是不易变化的事象的认识出发，优先选择那些被认为是从古至今保持不变的东西。”可见，“民俗”是与传统、传承等概念息息相关的。再者，当时民俗学者去农村进行民俗调查，其目的是为了“从现实社会以及文化中对‘民俗’这一文化遗产进行区分和固定化，现实社会结果变质为从把异质的传承母体加以排除的社会中挖掘其传统价值。”也可以说，民俗调查将“民俗”从现实社会区分开来并固定化，把现实社会与传承母体区隔开来，并从传承母体挖掘传统价值。
通过被政治利用的“民俗”和民俗学者自身的“努力”，民俗学形成了研究村落社会的“传承”与“传统”的学科属性。原来关注“眼前生活疑问”或“当下的日常”的“柳田民俗学”，经过这样的学术脉络，被认为是研究“民俗”及其传承的村落或群体的学问。“20世纪民俗学”主要根据重出立证法、方言周圈论等比较研究法、传承母体论，来进行研究村落社会的“民俗”。只依靠这样的研究范式，不仅难以把握急速变化中的“当下的日常”，而且忽略民众的创造性行为。
为了摆脱以往民俗学的观点，门田岳久等新一代民俗学者们提倡从以“民俗”为研究对象转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学科转型。关于以往民俗学对“人”的认识，门田在《从民俗到人(原题为民俗から人間へ)》中，指出：“民俗学者虽然面对面他者，并倾听他人本身的经验与记忆，但他们的关心并不是他们面前的‘人’本身，而是村落或集团共享的作为集体表象的‘民俗’。”日本民俗学一直以来面对人进行研究，却“只见俗不见人”。民俗学者在讨论研究对象时，虽然曾经涉及到“人”的问题，也有些学者提出“传承主体”“Homo Folkloricus”等概念，但他们把“人”视为了“民俗”的载体，似乎没有关注“人”的个体性、日常实践等层面。新一代学者们将目光从“民俗”投向“人”，考虑时代与社会变化，应用跨学科理论，试图改变民俗学对“人”的认识，并以“民俗”为视角探究当下“人”及其日常生活。
《面向“人”的民俗学》一书的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日本民俗学对“人”的认识及其转向等认识论层面，二是从村落研究、人权、动态性及性别等角度，探究民俗学研究中“人”的个案研究。首先，关于日本民俗学对“人”的认识论，除了本书序言《从民俗到人》之外，还有门田的《叙述自我———关于民俗学的“自反性”》。他通过关注当代社会中的自我叙述，来探讨以往日本民俗学对“人”的认识及其问题，同时指出当代社会中个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及经验性叙述的重要性。他在文章开头部分提到有位女性朝圣者的叙述，在她的叙述里面几乎没有涉及宗教圣地、她自己的信仰活动等内容，却涉及到丈夫、孩子及年轻时的个人经历等。对于以往民俗学而言，想了解的并不是家事与她的人生经历，而是她来圣地的原因、对圣地的信仰活动以及圣地对于她的意义等内容。然而，门田指出“如果说民俗学旨在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与活动置于当事人的生活整体中考察，那么我们决不能忽视有关巡礼对话中出现的当事人无心的‘自我叙述’。”这点正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民俗学对“人”和个人叙述的认识。
以往日本民俗学通过传承人的叙述，搜集在村落社会传承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传承人只是被当做地方知识的信息提供者。换句话说，传承人并不需要表达自己对地方知识的观点，只需要把(民俗学者认为)正确的地方知识告诉民俗学者。门田认为这种人物形象的定位“缺乏对他者生命的想象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民俗学的定位转向到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研究。”为了摆脱“只见俗不见人”的困境，需要改变对“人”的认识，即从传承载体到活生生的“人”。
在对“人”的认识的转变中，门田认为民俗学研究也要通过关注自我叙述，探讨个人的主观性、亲身经历。如上所举的朝圣者的叙述，其内容看起来是与朝圣及其目的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她希望通过叙述，展现“做回一个原先没法实现的自我”。朝圣可以说是一个自我表象的“入口”。
总之，为了从“只见俗不见人”转到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门田岳久首先提到以往日本民俗学对“人”的认识及其问题，其次主张现代日本民俗学关注“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再次从自我叙述的角度试图了解在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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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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