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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件构境=文本构境=语言构境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鲍曼曾经说过的——“‘事件’，是指由文化所界定的，有界限的（bounded）一段行为和经历中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行动的一个富有意义的语境”，那么我们大抵可以做出以下推论：A.语境由人们关注的事件所建构，事件即是行为（亦即人的民俗实践）。B.文本以语言为存在方式，亦即一种语言性的存在。C.因为“言即是行”，所以事件建构语境，即为文本建构语境。又因为文本是在语言中存在的，所以文本构境亦是语言构境，在具体的语用实践中，也有学者表述为言语（speech）构境、言谈（talk）构境、话语（discourse）构境等等。至此，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对于 语言本质的变革性认识，文本的意义以及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理解。
对此，马林诺夫斯基已有详细的讨论。他曾举过两个极为生动的例子：譬如，迷信里“不可知论者对亵渎神明之语的恐惧抑或至少不愿使用这类语词，对污言秽语的极度厌恶，起誓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显示，在语词的常规用法中，符号与所指之间的结合不仅仅是一种习俗。”也就是说，特定信仰的人对某些语词的产生的情感并非来自习俗或传统，而是出于对语词所构语境的恐惧、厌恶或敬畏。
又如，“当许多人聚在一起漫无目的地闲聊时，什么才是‘情境’呢？它就存在于这种社交氛围和这些人亲身交往的事实当中。但是，这实际上是由言语（speech）实现的，所有这类情况下的情境都是通过语词交换、通过形成欢乐合群的特定情感、通过拉家常时的你一言我一语创造的。整个情境存在于语言引发的一切。每个表达（utterance）都是一种行动，该行动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某种社会情感或者其它的东西将听者和说者捆绑到一起。语言（language）再一次向我们显现了它作为行动模式（a mode of action）而非思考工具（an instrument of reflection）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在举这个例子之前特意强调，自己意在通过考察寒暄闲聊来探究语言和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之间的关系，进而印证自己关于语言本质的看法。他指出，寒暄中的语词（比如你好！嗨！你从哪儿来？今天真不错！等等）并不是在传达符号所指，而是一种行动，一种通过语词交换建立听说双方关系、并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行动；这种作为行动的言语建构了其间的情景语境，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它不是外在的情景，而是寒暄中双方共享的氛围和交流的现实。
五、语言学中的言说构境
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语词本身具有一种力量，它是一种创造事物的手段，是对行动与客体的处置而非对它们的定义。”这一思路也得到了语言学的认同与响应。“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约翰·贡佩尔兹（John gumperz）和海姆斯（D.Hymes）曾呼吁开展详细的研究，分析语言如何作为一种本地背景和事件中的本质特征，建构了世界上各个社会的社会生活。”正如鲍曼所总结的那样，言说民族志作为语言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以这样的观念为前提：社会生活经由话语而得以建构，并且由情境性的行动所生产和再生产……”
韩礼德（M.A.K.Halliday）也曾指出：就其最普通的意义而言，语篇是一个社会事件，是一个表义过程。构成社会系统的各种意义通过这种社会事件和表义过程得到交换。每个社会成员因为自身属于社会的一部分而成为一个意义表达者。单个成员通过自己的表义行为和其他成员的表义行为创造、维持、不断构建并改变社会现实。我们这样表述也许并不过分，现实是由意义构成的……
现实由意义构成，语篇则是表义的事件，故此，我们也可以说，语篇构建了现实。这也就是说，现实的存在并不是物的杂乱集合，而是一个关乎意义的问题，这种意义来自语言；语言建构了有意义的现实，亦即我们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发现和理解现实。在笔者看来，语言学家们的观点与哲学领域“语言转向”所带来的语言本质观有着密切的关联。
六、语言“让”世界存在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领域发生了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哲学家们称之为“语言转向”，转向之后，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语言的意义问题”。本文以为，前述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学科对“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文本的意义”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某种意义上都是对这一学术思潮及其中心问题的回应与衍生，而对这些问题最为深刻的思考，无疑来自哲学领域。
加达默尔曾经指出：“语言并不是意识借以同世界打交道的一种工具，它并不是与符号和工具——这两者无疑也是人所特有的——并列的第三种器械。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但这和我们使用语言词汇大不一样，虽说我们也是把已到了嘴边的词讲出来，一旦用过之后又把它们放回到由我们支配的储存之中。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长大成人，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学着说话并不是指学着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标明一个我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熟悉的世界，而只是获得对世界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了解世界是如何同我们交往的。”
这就是说，语言不是我们可以随时拿起或放下的工具，不是我们去认识一个对象世界的中介，正如加达默尔所言“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如果没有语言，世界于我们不过是一片没有命名、没有指称的混沌的云团，毫无意义可言，自然也就无从理解，甚至不是一种真正的存在；只有在语言中，世界才会向我们开显，显示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有意义的存在。
加达默尔进一步解释道：“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对于人来说，世界就是存在于这里的世界，正如对于无生命的物质来说世界也有其他的此在。但世界对于人的这个此在却是通过语言而表述的。这就是……语言世界观……相对附属于某个语言共同体的个人，语言具有一种独立的此在，如果这个个人是在这种语言中成长起来的，则语言就会把他同时引入一种确定的世界关系和世界行为之中。”
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表述才对人存在，人只有在语言的表述中才拥有世界，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世界存在的方式，甚或可以直接说，正是语言构造了我们周遭的世界。不过，虽然语言是由人来表述的，可人并不能完全掌控语言。马林诺夫斯基就曾指出，语言几乎不受思想影响，而思想却不得不向行为借用工具（即，语言）。比如一个孩童和一个成人，纵然思想深浅有别，也无碍他们使用同一门语言；反过来说，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他的思想必须遵循所属语言的规矩和格式，无有例外。
对此，叶秀山先生在对海德格尔的讨论中给予了极为形象的解读：“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本不是科学性、知识性现象，而是存在性的现象。……就‘话’与‘说’的关系言，‘话’是更为根本的，就传达性知识言，‘说’以及‘说话’的‘人’似乎反倒是一种表达‘话’的‘工具’，是‘话’让‘人’‘说’……因此，就本源上来说，‘语言’并非仅仅是客观描述性的、知识性的，而且是抒发性的，存在性的。”
进一步言之，语言之所以是“存在性的”或曰“建构性的”，是因为它是一种活生生的过程，或者说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行动”——一种为我们开启世界的“行动”，一种将我们抛入世界并与之发生关联的“行动”。我们不妨设想，假若存在没有语言的状态（事实上我们甚至无法做这样的设想，因为设想仍旧要依靠语言，所以，此处仅仅是服务于阐释而做的一个蹩脚的假设），其间必是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认知、不可理解的一片混沌，语言的存在就像一束光投射其间，原本混沌的一切豁然开朗，它们被命名、被指称、被认知、被理解、被赋予了意义，成为了它们所“是”的东西，就是那些被“语言所说的东西构造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语言的真实存在即是我们听到它时我们接纳的东西——被说出来的东西”，只有在语言中，世界才向我们显明为有意义的存在。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语词（语言）本身具有的创造事物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让”世界（包括人自身）存在。同样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窥见了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行将论述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中的“语言（文本）构境”在本质意义上的思想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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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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