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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神话传说的文化意蕴
原始社会是人类进程史上第一种独立的社会文明形态，神话是这一时期初民生存状态的诗性反映，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集中展现，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意蕴。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神话传说的演进历程清晰地记录了中华文明立体、递进的谱系序列。从开天辟地、造人创世神话，到经受自然严酷考验，英雄崛起救世的灾难与英雄神话，再到文明曙光到来之后的农耕生产、勤政治国等神话，其中所潜藏的文明密码，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之本，精神发展之源。其神话传说资源主要类型有:创世神话、部族神话、英雄神话、圣君贤臣神话以及历史先贤神话传说等。
（一）创世神话与华夏初祖文明
创世始祖开天辟地、化育万物的伟大功绩使得创世神话居于中国远古神话之首。创世神话是原始初民对生存问题的最早探索，是先民们对宇宙本原的集体想象。汉族、彝族、苗族、拉祜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阿昌族等创世神话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创世神话体系，汉族的创世神话在黄河金三角地区广泛流传，其产生多与河流、土地、气象、灾害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在黄河流域洪水灾难、天地浑沌的自然背景下，盘古神话、伏羲女娲神话成为华夏文明肇始时期的见证与记录，表现出鲜明的造人创物原始精神，是华夏初祖文明的集中体现。
黄河金三角地区是保存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社会文化形态较为完整的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因此成为中国创世神话的重要流传地。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作为先进生产力与生育权利占有者，很容易被尊奉为神灵。因此，女娲神话成为中国最早的创世神话。“神话所述的始祖群永远都是借着妇人的出现。神话所显示的不是父亲的创造能力，而是女性自然的生育能力。”延至父系氏族社会兴起，男性地位逐渐提升，并且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同时逐渐占有生育权，于是产生了男性崇拜的信仰。这一过程集中反映在金三角地域内创世神话的类型演变中———创世神话由女性大神女娲的神话逐渐演变为伏羲、女娲合体的两性神话，并同时出现了单独的男性大神盘古神话，创世大神的形象也由单独的女性发展为男女合体或者单独的男性。女娲的主要功绩主要体现在“造人”“补天”“创婚姻”“止淫水”等方面，其活动几乎都与创世时期的灾难密切相关，折射出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自然历史背景。在走出蒙昧时期后，女娲神话逐渐扩展为伏羲、女娲神话，二者经常以对偶神的形式同时出现，并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伏羲、女娲“双性合体”现象的出现，源于人类对两性文明的渴望与发现。伏羲女娲创世造人神话，集中表现了初民生命意识勃发之下的生殖崇拜现象，是我国根祖文化的本源。与女娲的原始创世之功相比，伏羲的贡献更倾向于人类在迈向文明时期过程中的创造。伏羲的功绩除了“男女结合、创造人类”之外，集中体现在“作八卦”“发明渔猎工具”“造书契”“创历法”等方面。因此，女娲神话反映了人类初创的历史时期，故女娲被称为“创世始祖”。而伏羲神话代表了原始初民迈向文明时代的阶段，故称伏羲为“人文始祖”，二者并称为中华民族始祖。盘古创世神话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交融影响之下自己创造出来的关于宇宙来源天地开辟的神话。盘古神话通过完整的“天地浑沌”“天地开辟”“尸化万物”等系列创世情节，形成了中国创世神话的完整体系。虽然没有单独的“造人”情节，但是“尸化万物”的造物能力，亦表现出盘古与伏羲女娲同样的创世之功。而且在中原地区还广泛流传着盘古造婚姻传说，例如桐柏县流传的《盘古令》《盘古山》《盘古歌》中关于盘古夫妇、盘古兄妹“滚磨成亲”等神话。这样盘古就兼具了开创宇宙与文化创造的功业。
在黄河金三角区域流传的伏羲、女娲、盘古三位上古大神的创世神话，呈现出中华远古文明的四大内涵:一是创造发明，即造人与造物，这是开启人类文明的密码，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创新之魂；二是两性结合，这是人类社会伦理初步产生的象征，是人类走向文明的见证；三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积极建构生存秩序的标志；四是奉献牺牲精神，正是以己之力化生万物的牺牲精神创造了人类早期文明。黄河金三角区域的神话群落，生动地演绎了上古初民曲折而顽强的生存之路，展现了中国民众最本真的原初生命伟力，这种文化特质既是构成整个华夏民族文化根基的动力源泉，也是新时期人们在实现中国梦道路上需要不断追寻的精神气质。
（二）炎黄时代与多元一体格局
中华文明形成早期阶段表现出的由多元并存到趋于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国家形态由部族方国到广域王国的认同过程，在中国上古神话资源中得以充分展示。尤其是上古部族神话的存在，为混沌的原始社会赋予了秩序，对野蛮的生存现象进行了象征性的价值阐释。由于远古部族迁徙无常，以三大部族集团文化为代表的遗迹和神话传说遍布多个省市，黄河金三角地区是其密集分布区。这一事实既证明金三角地区的独特地域性，同时也证明中原地区并非中华文明的唯一发源地，而是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与文明成果的汇合地，炎黄所创造的华夏文明是“一体”格局中的“多元”之一。从考古文明来看，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在旧石器时代初现端倪，在新石器时期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地理的生态结构总是反映着民族的早期格局，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文化序列依次为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序列可依次为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山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突然衰落，黄河下游的文化则呈现出向中游渗透的趋势，继而形成了河南龙山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这一流域内部文化的交融发展现象说明不同的文化创造主体———部族集团之间相互交融、斗争的事实。反映在神话中即形成了炎黄时期以部族战争、帝王世系为主要内容的神话历史。
炎黄时代的历史见证了华夏民族早期局部性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即以炎黄为主体的华夏集团与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并立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创世始祖带领先民走出了漫长的洪蒙时代，而炎帝、黄帝、蚩尤、少昊等部族首领则领导着不同部族的先民们构建起华夏民族的雏形。炎黄时代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中国早期的文明秩序，既包括地理空间上的稳定格局，也包括早期的文明建构。炎黄时期产生于各部族的神话大致可以分为创物神话、战争神话与英雄神话。
（1）创物神话。各部族首领作为军事、文化的权力中心，因其显著的造物功绩而产生了创物神话。例如炎帝始作耒耜、发现谷物的农业事功传说，黄帝制器系列神话，颛顼绝地天通、作历象等神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帝王造物神话。造物是部落首领拥有的独特能力，代表了当时日益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逐渐强大的部族军事力量。
炎帝耒耜徂耨雕塑
（2）战争神话。战争是促进部族融合的重要手段，是上古部族力量演变的客观规律体现。蚩尤部族争雄好战神话、炎黄之战等神话，映射着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形成。战争以人类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同时又是文明产生的新蹊径。
黄帝大战蚩尤
（3）英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文明起源时期都有一个英雄时代。远古先民在经历了天地浑沌、巢居、渔猎、游牧阶段之后逐渐进入较为稳定的农耕时代，完成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征程。炎黄时代涌现出大量的神话英雄人物，例如射日的后羿、逐日的夸父、治水的鲧禹，他们为了部族群体的生存利益奋起抗争，建立起更加稳定与成熟的社会形态。
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上古神话中形成的部族空间格局与文化格局，成为追溯民族文化发生的起点。部族神话反映出原始先民逐渐打破生存界限，由分到合，祈求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生存空间的发展蓝图。炎黄时代的部族格局，反映出华夏民族形成的艰难历程，因此我们更应反思当下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炎黄文化与华夏族核心位置的确立，造就了中华民族内生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通过对炎黄蚩尤等部族神话演变、民族文化轨迹的探寻，可以更深刻地认知神话传说对当代中国血缘认同与民族认同、家园共建与文化共享的现实意义。
（三）圣君贤臣与德政盛世愿景
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孕育之地，是雅斯贝斯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经典思想的发源地。儒者“言必称尧舜”，尧舜禹以及三代的最初活动地域都在这里。尧舜禹时期处于我国原始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协和万邦、尧天舜日的治世盛景，圣君贤臣神话反映出的德政盛世理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核心。
尧、舜、禹神话建构出原始先民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的第一个太平社会，他们受命于“政微弱”的政治时局，用仁孝伦理德化后世，开创了受禅继位的继承制度，是古代圣君贤臣文化的集中写照。尧天舜日的理想政治，是上古时代构建有序社会的策略，是人类进步的共同意愿。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围绕君臣秩序展开的，君臣和，各主其政，则天下万事兴矣。故而君臣关系的和谐是理想政治的基本要素。春秋之后，中国文化在理性的时代复制和发展着上古神话中所表达的基本文化精神和心理范型。[]例如《尧典》《五帝本纪》等著述都极力宣扬尧舜时期圣君贤臣的历史典范。《论语》云:“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将尧与天作比，尧能法天而行教化。尧舜齐名的治世神话，使得人们以“舜日”来匹配“尧天”的功绩。在神话传说中，尧天舜日理想实现的第一步是明君形象的塑造，第二步则是明君之下的贤臣形象，这正是儒家思想极力推崇的明君贤臣思想。明君要符合“内圣外王”的特质，例如“其人如天，其知如神”的尧，所到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舜，“身执耒锸以为民先”[]的大禹。贤臣的出现，往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体现。例如在帝尧时期，帝尧大臣的设置基本涉及了科技、农业、生态、领土、文化等多个方面。因此才出现了羲和制定历法、皋陶创造刑狱、后稷教民稼穑、鲧禹治水、舜平定四凶等神话事件。
《墨子·尚贤》:“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尧舜禹禅让制的形成，从本质上说是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文化结合的产物，从更为深远的文化意义上来看，它是被赋予特定社会历史意义的政治神话产物。尧让位于虞舜，因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故虞舜成为后世的德圣孝祖；大禹作为古代脊梁式的人物[]，因治水有功，通过禅让获得帝位，成为上古圣贤中的第三位帝王。在尧舜时期担任农业之官的后稷，从单纯的谷神自然崇拜演变为具有宗教特征的祖先崇拜，最终成为周朝始祖，是社会伦理文明不断发展的体现。圣臣皋陶，辅佐尧舜禹三代君王，与尧舜禹并称“上古四圣”，《史记》中言“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一方面反映出早期社会对文明法治秩序的渴求，另一方面表明当时社会文明的进步。神话是一种非常事件的叙述，圣君贤臣的神话内容体现了早期国家形态的初立，即从此建立起一个部落的社会秩序、经济组织、技术工艺等。
圣君贤臣神话伴随着上古华夏农业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产生发展，其中表现出的“德政”“孝道”“奋进”“民本”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四）历史先贤与地域文化精神
历史人物传说是历史真实的艺术化处理，它渗透着民众深层的文化心理，蕴含着民族文化精神的因子。因此追忆历史先贤，构建民众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的地域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黄河金三角区域作为炎黄尧舜遗风圣地，流传着丰富的历史先贤人物传说，其地域文化的核心精神要素可凝练为“忠义仁勇、爱国爱民”。地域精神是地域文化的灵魂与标识，是地域内群体广泛认同的精神理念与文化内核。凝练地域精神，对于加强民众的历史认同感和内聚力，提升地域文化经济发展品格以及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多元”的地域精神是国家意识的具体表现，是形成“一体”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兼具差异性与同质性的多元地域文化精神，体现出民族精神的多层次与多向度。
起源于黄河中下游晋南地区的台骀神话，塑造出一个与滔天洪水搏斗的治水英雄形象。台骀属于帝喾时人，他带领民众治理汾河、洮河水患，因此获封于汾川并在死后被尊奉为汾神。但是台骀并没有形成像大禹一样的声望，根源在于地域性文化的内部滋养能力要明显胜于外部影响力。台骀治水之功成为域内民众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得到汾河流域民众的世代崇祀。这种现象也间接证明地域文化精神与国家民族精神的高度统一性。“割股奉君”“抱木燔死”的介子推不仅是一心事主的忠臣，而且是不贪图名利、为民请命的人民代言人，山西民众以“寒食节”的方式缅怀介子推的忠臣之德和文人气节。介子推传说在河南灵宝等地也广泛流传，成为当地夸父山的山神。介子推的忠孝精神已经跨越地域，成为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智勇双全、忠心为主的晋国士大夫狐突，受到统治者与民众的共同崇奉，其死后逐渐被神化，成为当地民众信仰的神灵。狐突从人间士大夫发展为地方雨神，进而成为地方全能保护神的传说信仰发展轨迹，反映出山西地理环境、地方社会文化以及民众文化心理之间的同构关系，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社会发展的缩影。在山西晋南、晋北、晋东等地广泛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被历代民众不断加工、演绎，提炼出以褒扬赵盾为核心的祖先崇拜观念、以颂扬程婴为核心的家国意识、以尊奉赵武为雨神的民间情怀的三重层阶性地域文化蕴涵，积淀着独特的山西精神，构筑着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品格。一方面地域精神滋养、形塑了历史先贤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历史先贤人物又以更加鲜明的个体精神凝练、强化了地域精神。无论是“心声成象”还是“集异成象”，三晋历史人物传说凝聚着地域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心理认同，具有超越时代、超越阶级、整合人心的强大功能，有益于当代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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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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