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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俗学的衰颓而悲哀
菅：接下来，为了说明20世纪民俗学，先谈几句女性民俗学研究会①第600回纪念例会的内容。
这次例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活动，不仅对女性民俗学研究会来说是第600回这样值得纪念的例会，而且在这次会议上福田先生作了内容为《20世纪民俗学的从今以后》的重要演讲。②如果要为这次演讲加一个标题的话，《为民俗学的衰颓而悲哀》可以算是恰如其分。这是柳田国男曾经作过的演讲题目，福田先生这次演讲内容也可以加上相同的副标题。实际上，福田先生在这次演讲中也使用了“衰颓”这个词。下面简单介绍一些福田先生这次长达一小时的演讲内容。
福田先生将20世纪民俗学的前半部分称作“野之学问”、后半部分称作“学院派民俗学”加以概述，对20世纪民俗学的特征和成立过程进行了检讨。他认为，20世纪末的民俗学从90年代开始衰颓，并为其在21世纪头10年的继续衰颓而悲哀；他提出了20世纪民俗学必须21世纪化的主张，提倡作为历史认识方法的民俗学。
福田先生在演讲的开头介绍了民俗学的成立过程。这部分是20世纪民俗学之前的民俗学。简言之，就是开始将事象作为民俗进行观察的19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的民俗学，是关于逐渐消失的事物的怀旧以及进化主义、起源论的说明。但是，后来20世纪民俗学成立，它的起点是究明历史的学问，也就是对变迁过程进行研究的学问。在这里福田先生介绍了高莫②，并认为柳田国男民俗学的登场实际上受到了高莫的影响。
柳田国男在1908年经历了两件大事，宫崎县椎叶村的考察之旅以及记录从岩手县出身的佐佐木喜善那里听来的故事，之后创造了重出立证法和周圈论，并强调变迁，排除了此前的民俗学中的起源论。柳田通过各地民俗的地域差别发现变迁的过程，通过空间差异获得时间上的变化，试图摆脱进化主义。柳田所认为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包括过去曾经存在的没有矛盾的阶段，其次是由于变化而使矛盾发生和积累的阶段，最后是通过以民俗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实践解决这些矛盾达到理想状态的阶段，也就是面向未来的阶段。20世纪民俗学就是思考这种变迁三个阶段的学问。简言之，变化不一定是进步和发展，也就是非进化主义观点的历史认识。根据上述内容应该可以看出，福田先生所代表的20世纪民俗学，是强调“历史”的民俗学。
进而，福田先生介绍了20世纪民俗学的两个阶段。首先，前半部分是作为“野之学问”的民俗学。“野之学问”有两重意思，即作为在野的学问的“野(ヤ)(y a)”，还有是地域、地方的学问以及野外调查的“野(ノ)(no)”。这个作为“野之学问”的民俗学，是柳田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因之柳田的学问形成的过程。柳田在1908年的两次经历，也就是前面讲过的，在椎叶村的体验和记录对佐佐木喜善访谈的体验，这两次体验作为契机，以柳田为中心开始了文化社团性质的活动，开始了带着使命感、危机感的实践性学术活动。其后，划定了一国民俗学③的框架。然后，以民俗学的形式，或者说以民间传承之学的形式，作为“野之学问”的成长过程逐渐展开。但是，这个“野之学问”在某个时期达到了其界限。
在这个界限之后登场的是“学院派民俗学”。“学院派民俗学”这个说法，应该是一个还没有被频繁使用的说法，简单地说——虽然我不希望由于用词而造成误解——可以说这是建立在某种职业，或者说是立场上的分类。所谓学院派，并不是因为进行学院派研究而被称为学院派民俗学，可以说它是在大学等任职、因为研究而获得职位的专业人士们所从事的民俗学。
这一点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在美国也有“学院派民俗学(academic folklore)”①的说法，正是和我们所说的学院派民俗学相同的表达方式。学院派民俗学在日本的登场，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东京教育大学和成城大学开始了大学的专业教育②，并且在1958年以《国东》（原文为：くにさき，和歌森编，1960）为起点开始了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体制和综合调查。此外，还以日本民俗学会建立了学术组织和开始了学会运营。就是这样，学院派民俗学发展起来，对学科形式的完善化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以后逐渐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比较研究的绝对化，陷入了简单的变迁理解中。更大的问题是，因为成为了学院派民俗学，丧失了社会性，“野之学问”所拥有的实践性也消失了。失去了经世济民，失去了批判精神，而民俗学的政治性实践，也就是参与政府机构工作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此外，谈到民俗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动向，这是对比较研究、重出立证法等方法疑问蜂起的时期。当时，面向时代发出不同声音的，我认为恰恰是以福田先生为中心的年轻研究者。他们致力于对作为历史研究的民俗学进行再建构。但是，这也在未完成状态下成为一种形式化，在学会运营的民主化阶段就结束了。
问题是这以后历史研究的定位。接下来就是前面所说的为衰颓而悲哀的情况，就是说世纪末，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民俗学的衰颓，福田先生直接使用了“衰颓”这个词来形容这一时期的状况。在福田先生当天的发言提纲上，列举了大量这一时期的著作。福田先生虽然表示“并不是说这里列举的所有书都是衰颓的表现”，但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是“不作分析的现象理解”的时代。福田先生将这一时代总结为评论性的文章很多，没有调查、没有分析的论文，或者是记录流行现象，是在理论形成上非常薄弱的时代。进而，福田先生发出了一个疑问：继承这个时期的21世纪民俗学——虽然它还没有被建立起来——进入21世纪以后的这10年间的成果是什么？福田先生这样表达了对衰颓的悲哀：如果着眼于这个时代的研究动向，那么“实际上是没有的。看不到研究动向，也就是能够把共通的学问加以总括的动向。唯一在做的，除了反对历史主义是新世纪民俗学的共通点以外什么都没有。”
同时，福田先生还说了一句强有力的话。
“如果要否定过去的认识的话，创造不是民俗学的新学问不就行了吗？”
这就是福田先生的主张。福田先生所要表达的观点是：不是创造所谓新的民俗学，而是作为对未来的展望，应该将20世纪民俗学21世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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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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