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这些推广者将传说当作虚假的报告，他们不可能允许它被当成真实的个人经历来接受。如果传说根本上就是谎言，把它当成个人经历来报道的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疯子。媒体的基本立场是：“我们的真相是新闻，他们的是传说。”通过这个界定，传说在实际上就成为一个笑话，特别是对讲述者而言，这显示出他们的天真，而开化的人就不会具有这种天真：“我们在媒体上报道说，新奥尔良被遗弃的公民朝直升机开枪——那不是传说，是新闻；但是灾民他们耽迷于传说——谎言——说政府故意炸开堤坝，让低九区在卡特里娜飓风到来之后成为废墟。”

　　正如卡特里娜飓风幸存者被将传说界定为谎言的旧有偏见所边缘化，他们在媒体对灾难的陈述中几乎没有发言权，这使得他们被进一步隔离。在城市的崩溃造成恐慌的传说中，流传的有关某群人或彼群人的故事被简单草率地证实或者被证伪，这取决于是演员们的身份。谣言变成了恐惧的使者。这种现象并不是才出现；很多学者都对其做过研究，其中历史学家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在他的《城市无序状态和信仰的面貌（Urban Disorder and the Shape of Belief）》一书中明确指出：“人们认为最具破坏性的事情是那些看样子会对他们的有序的观念进行最大挑战的事情。”我们跻身于“想象的斗争”——我想加上一句，心灵的斗争——

　　去解释什么是无法解释的，什么是令人不安的，或什么是具有威胁性的。对于无序的想象，不论其在细节上准确不准确——当它最明显地不真实时，通常是最有趣和最具启发性的——包含着去试图寻找最好的方式……去消化那些挑战我们正常认知、正确意识（和）经验掌握的事情，其途径是找到一种方式去思考它，讨论它。（Smith,1995:6-7）

　　灾难传说可能没有报道真实情况，但是它们是一种重要的本土工具，帮助讲故事的人说明他们对当下社会秩序的看法，帮助他们的社区寻求符合他们信念的解释。

　　卡尔•史密斯的书关注于研究19世纪的灾害，如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和1886年的干草市场暴乱。但他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21世纪的新奥尔良，因为在这两种语境下，混乱之际成为思考的契机，可以思考社会真的是由什么构成的。史密斯明确了一种“吸引力”在“无序的概念中，不只是对那些不满现状的人，还有对那些拥有权力和特权的人”；可能没有人会希望看到这样的城市灾难，但是我们很多人借助于它们“对事物的秩序进行辩护或提出质疑”（1995:9）。一个城市毁灭的可知事实不只是足以捕捉任何想象力，那些需要从这些事件中寻找启示或证明的人，会放大恐慌，或者发明新的东西去解释，或者去煽动灾难回应中不充分的和不人道的行为。

　　芝加哥大火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史密斯发掘出很多传说材料，反映出精英和中产阶级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他们是那个时代商业媒体的主要创造者、操纵者和消费者。核心的图像——诸如最持久的，一个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凯特•奥利里太太，和她的引发大火的那头牛的图像——将罪责归咎于下层民众。其他传说也断言德国移民有罪。然而，对于这样一个相对近期的事件，史密斯还没有挖掘出反映对移民的看法的传说，这些移民常常被认为是灾难的罪魁。对于民俗学家而言，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挖掘出这些故事，就可以最好地测量出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坏。在芝加哥，在1871年，没有人这样做。自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也很少。我们继续强烈依赖于标准的信息渠道。地面零度的黑暗变成空白荧幕，投射出传说的论争，其中反映出那些可以发言的人最糟糕的恐惧。但是在媒体中，穷人在形象塑造中发挥着微乎其微的作用。

　　即使是在貌似最富同情心地对待卡特里娜飓风幸存者的时候，局外人的偏见仍然存在。在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的卡特里娜纪事《大洪水（The Great Deluge）》中，一位非裔美籍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夏尔曼•内维尔（Charmaine Neville），一个著名的音乐世家的成员，说出了她的想法，但是却被质疑：

　　在黑暗中身心受到创伤，她声称她看到一个鳄鱼猛烈摆动，把一个老头拉到阴暗的水中。她说，其实，她看到很多鳄鱼。这个说法值得怀疑。受到创伤，她的想法在捉弄她。邪恶的阴影潜伏在傍水镇。如果你在一个黑暗的屋顶上被强奸，你也会看到很多鳄鱼。（Brinkley,2006:265）

　　在同一本书里，布林克利采访了医务人员，他们报告说在疏散慈善医院人员时听到狙击枪枪响：

　　他们复杂的呼救声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事情已经变得清晰，对新奥尔良枪击和暴力的报道的确被夸大时，一些媒体质疑狙击枪的故事是否为杜撰，是否为爱表演的医生的创造……但是没有理由去质疑慈善医院和杜兰医院的医生……他们是可信的目击者。（2006:489-90）

　　当这些话被写下来的时候，是在被描述的事件发生多月之后，布林克利并没有引述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一个报告比另一个更可信——但是白人医生的报告被塞进证据中，而黑人音乐家的叙述被质疑。在之后的五年里，在幸存者（仍然相对地没有发言权）中，报告说看见鳄鱼到处乱跑的人比看见枪击直升飞机的人要多得多（Welch,2005;Solnit,2009:232-3）。因此，学者和主流媒体在质疑卡特里娜飓风幸存者时同样发挥了作用。

　　局外人与幸存者拉开距离最直接地就是通过厌恶受害者的经历的方式。我们至多同情他们，但并不想感受他们的痛苦；这种意识，深藏在我们心里，同样也深藏在那些讲述传说的门外汉心里，以及那些访谈灾难幸存者的研究者心里。心理学家丽贝卡•坎贝尔（Rebecca Campbell）和其他创伤研究专家批评访谈者通常创建感情上的缓冲来将自己与访谈对象绝缘。坎贝尔说明“我们”，社会科学学者和记者，如何“是我们自己著述的枪手或捉刀人”（2002:14）：“我们”将自己的感情深埋在客观的研究方法中，以至于这些方法过滤出叙述者的感情真实——即使它们可以将研究者的世界观具体化。

　　直到最近，研究者仍然接受训练，与研究对象拉开距离以保持科学上客观性的立场。这样的立场有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这样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第二，这种客观性的面具抵制感情上的投入，而后者对活态传说至关重要。生动地记录一个传说，研究者需要能够自愿投入感情，与他们引出的感情要同等。第三，与幸存者保持距离是因为研究者想自我保护。访谈者往往会从经历过强烈创伤的人那里感受到威胁。为了继续相信他们自己世界的安全或公平，那些通过访谈间接感受创伤的人往往会归咎于受害者：如果他们按要求撤离了，或者没有朝直升机开枪，这样的事情就绝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发现幸存者自食其果，这种疏离让访谈者很安心。这个概念已经被贴上了“公正的世界的理论（just world theory）”的标签（Lerner and Miller,1978;Janoff-Bullman,1989,1992），丽贝卡•坎贝尔发现它确实自发地存在于很多访谈强奸幸存者的女性身上：“人们认为这个世界从根本上是安全的，很多事情可以预测，这种对世界的架构很难被改变。人们通过归咎受害者而不是通过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来解决认知上的不和谐音符。此外，通过说服自己说，他们自己与受害者不一样，或者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人们便能相信自己的安全是不受威胁的”（Campbell,2002:41）。这种疏离的互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其宣称其他人的真相是不真实的。

　　很多人指责新闻媒体没有对卡特里娜飓风做出成功的回应，但在事实上，媒体的偏见与他们采访的社会科学学者没有很大差别。研究者往往把卡特里娜飓风幸存者的传说当作幻想；媒体文化质疑他们的发言，或者干脆完全忽略它们；而访谈者不愿意牺牲通过指责他们自食其果所带来的安全感。这三种框架叠加在一起，否认了说话人的真实，即使局外人把他们的话逐字逐句引用。

　　卡特里娜飓风所造成的混乱都太真实了，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看的是主流新闻媒体，描绘和传播飓风实况的也是他们，而他们的报道突出地结合了诸多图像，这些图像不是来自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其最终全部来自我们预先存在的恐惧。地面上和水下的恐慌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不需要任何点缀就可以合成诸多根深蒂固的图像，但是点缀还是来了。我间接看到的被水淹没的城市的每一张图片都被这种点缀所渲染——直到我有机会直接从亲历者那里听到他们的讲述。

　　可以肯定，媒体并不只是靠自己进行报道——他们从那些吓坏了的新奥尔良人那里获得了很多帮助，而后者却被质疑过不可能的事情：在一座被水淹没的、毒化的、没有光亮的、没有电力的城市，清楚地说明秩序。C.雷•纳金（C.Ray Nagin）市长和刑警长官埃德温•坎穆帕斯（Edwin Compass）都传播过谣言，说杀人团伙已经接管新奥尔良（Dwyer and Drew,2005;Solnit,2009:236）。并没有电视画面或照片证实这一谣言，但是人们并不会因为缺少证据就不再相信它。

　　通过体现公民秩序的网络，恐慌不断涌入。在风暴的喧嚣声中，无数人都说听到过枪声。这些声音实际上是源自什么：爆炸的变压器，树木击中房屋，汽车门忽然打开，仍然在空荡的大街上行驶的几辆车的后喷引擎的振动？当然，毫无疑问，一些枪声。无论这些声音源自哪里——不论它们本质上是物理上的声音还是想象中的——它们通常都被当作子弹齐发的声音：狙击手射击即将到来的救援者。最具戏剧性的，也是最经常报道的——被每一个网络——是狙击手射击救援直升机的故事。有线新闻频道无休止地重复这个报道，在红十字会直升机的资料图片上叠加画外音。在被质疑、被揭穿之前，这个故事在世界上各个地方被报道了无数次，直到现在——在故事被驳斥数年之后——它仍然被当作事实广为接受（Welch,2005;Solnit,2010）。媒体通常都延后纠正错误的报道：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后近一个月，《纽约时报》才开始第一次细致而详尽地评估这些谣言，并同时列出诸多铁的事实否定它们（Dwyer and Drew,2005）。在我主要针对休斯顿居民的一项调查中，唯一比直升机故事还要流行的故事是叙述——有时候非常具体，有时候非常概略——一些团伙在超级圆顶体育馆和会议中心引发暴乱，发生了无数次的强奸和谋杀案件。这些故事中的一些最初是从纳金市长和坎穆帕斯长官的口中流出，但是它们今天仍然在传播，即使主要负责人早就因为报道这些事情而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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