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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批评家是郑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的一个生员。当罗汝才的起义军包围归德时俘获了他。后来他写了一个故事，这最终发表于1749年，他写道“……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而不幸而陷贼者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不知《明季遗闻》何所据而为此也。而《流寇志》诸书皆载之，不知其为乌有先生也”。
还有另一个批评家是李祖旦，李精白的一个后裔，颍州1716年的一个进士。在李精白的一个儿子李栩的传记的一篇附录（在1752年的颖州志中）当中，李祖旦写道：“按明季河南杞县举人李信从闯贼，后改名岩，称为李公子，传为李精白子。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东兖州府曹县固村人。明初李天从徐达征元有功，授颍州卫右所小旗，升总旗，后为颍州人。颍州卫籍附河南开封府乡试，故精白为开封府籍，非杞人也。精白生子长麟孙，次鹤孙。当崇祯八年流贼破颍，鹤孙已先死。李信之从闯则在崇祯十三年。麟孙改名栩，自崇祯八年以义勇保护乡里著。至十五年死于流贼袁时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闯贼僭号后始为牛金星谮死。以麟孙、鹤孙存殁年分考证，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孙、鹤孙之外无有名信者。麟孙、鹤孙俱以万历庚申年入学，鹤孙早死，麟孙于崇祯元年拔贡，亦非举人”。
李祖旦没有努力去找出谁是真正的出名的李岩，但他断言对李精白的想象上的环节不过是传闻。1826年，颍州阜阳县志的编者进一步确定了李祖旦的论述，断定“李精白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儿子在河南的贼军中”。
对李岩故事引起怀疑的第三个原因是甚至承认它的基本轮廓的学者也对它的细节有怀疑。赵宗复承认李岩不在被审查人员的表上。郭沫若退一步承认，他以之为基础描写李岩的一些来源是“不可靠的。”曹贵林认为“没有清楚的和准确的来源表明李岩是否有地位。”他承认李祖旦提供的证据和“李岩不是李精白的儿子”的断语，因为“尽管李栩和李岩非常相似，我们也不能相信他们是同一个人。”对于李岩建立民团的看法，他写道，“我怀疑吴伟业在这里从李精白的儿子李栩生平中取了一个事件，把它加到李岩的生平之中来”。这是对李岩的历史性最仔细的研究者，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英雄是一个合成的形象。小说家姚雪垠同意李岩“十分可能”“不是李精白的儿子”。他进一步指出李岩也可能“不是杞县人”。此外，提到红娘子对李岩的想象的营救，他写道：“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没有这样一个事件。”“实际上”，他继续说，“出现在野史中的红娘子可能从未存在过”。这是一个小说家，他展现红娘子故事到它的最高程度，他第一次公开怀疑它的真实性。
对于李岩故事怀疑的第四个人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顾诚教授对它的有力的批判。他利用河南和山东的地方志进一步确定李精白是南直隶人，他引用李栩的话来加强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的论据。他查阅河南省的地方志以说明它们没有关于造反者李岩和红娘子的证据。他发现据称是李岩写的民谣多种多样的重要的风格，断言相对原始的材料表明，，它们来于“广大贫苦农民”而不是来于李岩。同样，顾诚认为，减税和均田的呼声产生于各地穷苦农民的心中，而不是“天才宣传家”的创作。他发现在最早的史料中从未提及在起义军将领和上层中有什么李岩或李牟。仅仅是后来的作者在早期叙述的排列和称号的空白处插入了他们的名字。在北京，驻守在东城的“李都督”很可能是李过，带领队伍攻下国都的排名第四的将军。被认为占据周奎宅的是起义军将领刘宗敏而不是李岩（尽管刘最后没有这样做）。提供保护送懿安后回河南的是刘宗敏而不是李岩。如刘理顺事件，没有证据说明任何李岩介入他的事。有一个河南学者叫薛所蕴，在刘理顺不与起义军合作，宁可自杀以后，监护着状元的儿子。依顾诚的观点，一些叙述中所称在北直隶东部作战的“李公子”实际上是李自成或是一个投降起义军的明朝将领原毓宗的“讹传”。至于李岩的4点谏议，它们没有被对之最感兴趣的明文人官员的在京者所记录，它们仅仅在后来出现于在遥远的江南写的一本小说中。提到李岩提出的带部队返回河南一事，顾诚指出，任何英雄也没有必要作出这样的建议，因为当时河南实际上处于起义军的防守中。此外，在顾诚的判断中，关于李岩被杀的时间和地点从没有始终如一的叙述，使人联想到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实际上，当李自成西撤退回陕西时并没有“军心离散”。
依顾诚的观点，简言之，李岩的故事可能曾被用于解释李自成起义的高潮和失败，但它不再能被接受为可靠的历史。代替的是，用顾诚的话说，我们现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去了解这一现象。同时，顾诚承认有必要了解李岩故事是怎样起源的和它在明清变迁之际扮演什么角色。他号召用更多的材料来解决这一“三百年的历史悬案”。
关于李岩传说的起源
可能如同所料，构成李岩传说的历史基础是几个在河南和北京参加和围绕在明末起义周围的几个实际人物。第一个和最重要的一个是历史上的李岩，他出生于山东莱阳的一个小文官的家庭里。这个李岩在1633年中举人，1937年中进士。然后他被委任为北直隶广平府曲周县知县。在此期间，他顽强地抵抗来抢掠的满洲人，在饥荒时分发救济，在瘟疫流行时施药治病。1640年，他被调为滑县知县。在这里他组织绅士们赶跑了名叫袁时中的“大益”）。1641年，据地方志所说，李岩杀死270个匪徒并把他们的尸体让饥民吃掉。也许是被夸大的，这一事件说明李岩的双重信奉：镇压动乱和分发救济。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当米价上升到1700文时，人们开始人吃人。李岩派军队抓捕盗贼，包括那些“因冻饿而盗窃”的人，如无离去的迹象，便杀死他们。他还到地方学校去，荣耀乡兵头子的妻子，并“厉行均税”。他性情严肃，坚持正义，赢得了“李公岩”的称号。1642年，他被提升到兵部，后来又升到刑部主事。
事实上，李岩没有久任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职位。相反，依据他的在地方志中的传记：“他被任为大梁的军事长官以酬答他的军功”。同时，他任明朝任命的最后一个开封地方官。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这些任命的准确日期，但它们很可能是在1642年末或1643年初。那时，过去壮丽的省会在绵延的起义军的围攻和灾难性的黄河洪水之下颤抖。可能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没有关于李岩在开封活动的材料。然后，在1643年初，他又一次被提升，这一次是“开归河等处粮务道按察使司副使”，对于他在此任上的政绩，我们也未发现什么材料。我们只能推测他在河南北部遭到重大破坏的这一时刻分发不充足的粮食资源。在1643年3月29日，李岩之父李再白在满洲人对莱阳的一次袭击中被杀。依据莱阳地方志，李岩回到家里以守丧。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在这一时期干了些什么，但知道他“国变后隐居大李格庄，以吟咏自娱。”在一些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峨山集》，但仅存标题。记录的缺漏引起历史上的李岩卷入李自成起义军的可能。作为开封的地方官或河南北部的粮官，他可能加入其他醒悟的明朝官员，与起义军在一起。李自成可能试图争取他但失败了，于是后来鼓励一种他加入起义军的谣言。另外一种可能是李岩与李自成（或袁时中）暗中有联系，他在1643-1645年以“李犹龙”之名继续作开封知府。最后一种可能是，李岩回到了莱阳，但后来放弃了守丧，伴随其他文人到北京做了大顺官员。这些可能性都值得研究。
其时没有把李岩和起义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证据，我假设这是间接的关系。如果李岩在1643年初离开河南去山东，正好李自成此时离开河南去湖北。这一巧合看来在二李的一致性方面引起了更大的混乱。顾诚指出一个明朝官员写道，当李自成在“河南北”活动时，有人“闻其更名李兖……”。历史学家顾炎武，他在起义期间是一个年轻人，后来他在中国北部到处旅行，听说“闯贼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他又听说李牟公子是李炎的另一个名字。当李自成1645年在湖北被杀害时，一些地方绅士甚至在这样晚的时候，还知道他名为“闯贼李延”。这些“兖”、“炎”、“延”发音相同或相近，但写法不同。此外，他们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来源是很早的，在当代的事件中被描写的。人们广泛流传一个叫李岩的人，但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怎样写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与李自成的关系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河南北部的人民十分可能听到过关于“李公岩”的事迹，他分发粮食给饥民，然后离开了这个省，这表明他与后来在湖北和陕西建立政权的李自成相似。
在一个关于起义军领袖家庭背景的谣言启发下合成的英雄李岩后边，李自成是第二个历史人物。人们都知道，李自成出身于一个很低下的背景，遭受了明末各种动乱的考验，因联合各部农民军力量上升。在1643年和1644年初，不管怎样，李自成处于争取大量文官的进程中，有一些出于受人尊重的门第。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传闻说李自成是明兵部尚书的孙子，他本人1634年在陕西替贫穷邻里交赋。1635年，知县又让李自成替邻里交赋，但这一次他拒绝了。他被知县逮捕，后被他曾帮助过的百姓救出。于是李自成成为一个造反者，组织了一伙追随者，最后到北京推翻了。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传闻起于何时，但我们可以设想它基于口头上的传说是在李自成进攻北京的几个月之前。它可以反映李自成为提高在他的文官支持者或谋士中的声望听作的努力。同时，它对于广泛存在饥饿和暴力的时期的群众产生一个强大的救星是有作用的。无论是它准确的起源或其意义，这一传闻很清楚是故事的最早的说法，它后来将对英雄的李岩提出非难。从前后关系看，李自成与文人李岩（或李公岩）的一致性使2人在民众心目中混淆的这种可能性增加了。顾诚依据两个目击者的记述，说明在北京分发银子给穷人的“李公子”事实上是李自成，他无疑是正确的。
（本文原刊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04卷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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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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