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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从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即所谓的第二次工业以来，书写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让我说明一下书写能补充言谈不足的地方。书写使我们不仅能面对面地交流，还能超越时空地交流。我说过，在家庭中，我们无需靠书写来正式地交流。然而，一旦有人移居出去，我们就不得不依靠书写。信件，也许是电子邮件，是家人穿越空间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
书写同样可以跨越时间障碍。在Scottish舅舅死后很久，我仍可以阅读他移民到美国时写的信。拉丁文作家离世多时，我还能阅读他们的作品。塞内加尔的作家Ahmadou Amhate Bâ写道，在一个纯粹的、不存在书写的口传文化里，一旦一位老人死掉，一座图书馆也就崩塌了。储存在他记忆里的一切也随他一同消失了，除非他在生前曾经这些记忆面对面地口授给其他人。但是书写成为“可视的语言”；书写语言能够作为外在于个体心灵的物理性客体被储存，而不是存于个人的记忆力。这意味着书写独立于某人的家庭或者某人的老师。你可以在图书馆里将马克思、孟子或穆罕默德的书置之不理，尽管你的老师不赞成这样做。书写极大地扩充了个体的可能性。
在另一方面也同样。当然，某种口头文化建立起了某种信息；处理事情的新方式、新的故事和歌曲被传承给下一代。但是随着以书写来储存材料和传播的方式的发展，那些信息就更为准确，并作为一个人发展自身的平台，这样一来，社会变化、社会发展、知识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可行的方式来增进。
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百科全书的发展。在欧洲，百科全书的出现可能稍晚一些，但也非常重要。它使得后代能够校正或改善前一代人使用的信息。在书写文化中，人们通过浏览文字来校正更早的信息，这比纯粹的口头文化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
书写如何促使我们思考？这不总是提出该问题的正确方法。口传社会中的人们当然也会思考，我们必须完全拒绝列维－布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的概念，这个概念标志着矛盾的缺席。思考的法则对于全体人类社会都适用，但是书写使人在叙述事件时得以陈列不同的说法，以此探索矛盾性。书写使人们更仔细地探索语言的运用，这样就提升了语言的灵活性。很明显，将信息储存于图书馆比仅仅储存于人的记忆中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些设施并非永远都存在；然而，通过书写而变得精确的概念能被个体内化，就像口算表发挥的作用一样。书写就这样塑造了人的心灵。
我曾经提到，在书写产生之后的第一个5000年，只有相对小的比例的人口能够读和写。然而，社会变化得非常迅速：建构起了知识、文学传统，形成了书写的宗教。即便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现代化、工业化最初并没有要求普遍采用文字。只有20％或者更少的人口拥有读写能力，但巨大的发展就奠基于这小部分人口之上。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以普遍的读写能力为目标呢？首先，经济发生了变化。——但不是完全的变化。假如你是一个农场主或者渔民，在今天，你就算不能书写也能完成日常劳作。但是你如果不能阅读报纸，就会失掉其他的机会。在更早的年代，如18世纪，你可以去咖啡馆，听人读报，以此获得新闻。在当代，至少直到广播和其他电子媒介发明之后，你才能充分参与民主政治，虽然作为一名缺乏读写能力的人，你也能分享书写文化的其他好处；你遵循着一种书写的宗教，其经典——书写通过布道和图画影响着你，就像在欧洲，穷人获知圣经那样。但你不能对我称为高级文化的东西做出贡献。当然一种重要的流行文化对高级文化做出了贡献，并在很多方面受到高级文化的影响。但是在流行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裂。缺乏文字能力的人总是被剥夺了某些权力，成为二等公民。
在关于普及教育的问题上，存在着争论，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的许多改革者追求普遍教育的目标，这导致更多牧师工作的产生（要求文字能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总是存在这个问题。在欧洲和亚洲，以少数拥有读写能力的人为基础，有文字的社会发展了5000年以上。很多文化的进步都奠基在少数拥有读写能力的人的基础上。那么，非洲的情况怎么样呢？非洲各国在1960年左右独立之后，按照二战以后成立的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以在各地发展普遍的文字能力和学校教育为目标。发展教育的条文在世界上得到宣传，这对于现代化来说很关键，新成立的国家积极采取行动来促进教育，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受到过很好的教育；肯尼亚的第一任总统Kenyatta和加纳第一任总统Nkrunah都出版过专著。教育成为优先发展的第一项内容和预算的主要部分（在一些军事政体中除外）。从许多方面来看，发展普遍教育非常成功。学校遍及了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那时，在那儿工作的地方政治家和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普遍的社会发展会自动展开。毫无疑问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在教育的成功发展和经济的缓慢发展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偏差。即没有足够的工作提供给新的知识阶层，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想回到农村去再成为低收入的农民。
上述状况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新的知识阶层会拥护许诺给他们提供工作的政治家，即便这些政治家不那么值得信赖。当这种承诺没有兑现时，压力就迫使人们移民到更富裕一些的国家。这样一来，穷国支付高额费用来教育人们，然后，他们却移民到富裕的国家去，为富国做贡献。因为在那儿，他们通常能以比自身水平稍低一些的程度来获得工作。
在另一方面，需要理解关于书写影响我们全体的不同方面。我说过书写是一种“可视的言谈”，但这种描述是错误的。我们说话的时候很少书写。当然，在欧洲，大多数人说着方言，但写着标准英语或者意大利语，而标准英语和意大利语作为一种书写语言没有被采用或发明出来之前并不存在。欧洲标准语言的采用，使其他形式的语言成为了方言。在所有方言中，有一些方言与书写语言的差距很大。例如，我的母亲来自苏格兰北部，我去她的村庄时，只能听懂其中一些词语。同样的现象发生在意大利或法国（例如朗格多克）。一方面，采用标准语言给说方言的人造成了一些困难——他们不得不学习另一种语言。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使他们的理解力变得敏锐。
同类状况在非洲要极端得多。在那儿，口头语言间隔很小的区域都会发生变化。例如，如果你住在Verona，你可能就听不懂住在Padua的人说的话。无论如何，当书写出现时，你不能写下每一种他们在家里说的地方语言（非洲大概有4000种地方语言）。另外，教授阅读能力会使你局限在一个城镇的语言中。你无法给这些小语种都印刷或者翻译教科书。而且，对世界上所有的地区而言，要学习现代知识，人们就必须采用国际语言工作，在非洲，国际语言就是原来的殖民者的语言：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所以，教育、阅读、写作永远不会发生在母语当中，除非是在小学教育里。这样，许多父母和小孩之间的经历就出现巨大的断裂。受过教育的父母可能在家里会使用英语（和地方语言），以此给他们的孩子形成好的影响。学校教育给了孩子和父母同样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教育成为做一切事情的必经之路，在我的经历中，一些来自非洲的人都倾向于在他们的人生中继续接受教育。但是，至少是在短时间内，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我想提出的观点是：在口传文化中，你不需要接受学校教育。你可以向家人和亲戚学习。当你上学以后，开始学习书写——书写是传播方式的重要变化。
这个变化造成了转折性的效果。在社会层面上，知识积累得更迅速了。在个人技能和智力层面，书写带来的语言标准化造成了家庭语言和学校语言的分裂，这可能意味着，个人必须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殖民的”）语言。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可能理解了为什么许多人为了更大的成功和更多的选择会选择学习英语。对书写和学校教育的介绍就带来了人们生活的迅速改变。
但是，我请你们回想我在早年的博士论文中的观点。对书写（或者其他传播新方式）的引进不是要抛弃旧有的方式。言谈仍然十分重要。电子媒介兴起之后，印刷文字也同样重要。它们的作用有所改变，但仍然是基本的传播方式。
（本文发表于《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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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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