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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的是，我问很多村民现在的生活作息，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我是七点起床，八点出门，五点就回家。”由于现在早晨天气很冷，很多村民其实要九点多才起床，等太阳出来，大约十点出门，五点左右回家。他们仍把民改中那些汉人强加于他们的那套时间观念作为对现今生活的一种解释，只所以只是一种解释，因为实际上并未真正遵循它，他们说的“八点”，“五点”并不具有汉人的时刻意义，仅仅类似于“羊子”，“包谷”等专有名词。
当地彝人对民改的记忆，是以“八点”、“五点”、“55年”、“56年”等时间专有名词为线索，因为这是与他们文化观念、原本生活最不一样的地方，却是他们得到民改的汉人归驯最密集之处。汉人时间观念通过时刻指针的变化，作为事物先后顺序的参照，即强调一种顺序，何时该政治学习，何时该生产劳动，这种顺序就是秩序，不能随便颠倒。彝人在他们眼里“自由主义”，“迟到早退”都是一种无时间观念，即秩序的表现。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当地彝人在谈到汉人的事情时，非常尊重汉人自身那一套“秩序观”。比如日嘎嘎说：“无产阶级产生了，恩克斯，马克思，斯大林。”马专一马上纠正：“马克思在前头哦。”日嘎嘎立即改口：“马克思，恩克斯，斯大林。”
民改时，外来汉人对羊圈人的时间归驯，即他们吹哨子依照的是什么？善于观察的彝人当然敏锐地察觉到：“那些民改的工作组带起的，这儿表看到，哨子吹，到时间了吹，时间掌握了，我看出来了。” “工作组带起的。手表，取的名字是，哦，啥子人哦，带一个手表呢，好像是问不到，看不到那种味道，啊，吓死人哦，这个是不简单的那种人哦。”对于生活中闯入的这样一个新事物，当地彝人在积极地从汉人文化和自身文化中寻找对它的理解和定位。
当地彝人们首先探寻着“手表”在汉人那边到底是怎样一个东西。“我当时十七八岁。在白乌街上，那些汉人戴起的，他们看时间，哦，才晓得是手表。”“最开始看到手表，是那些汉人干部戴起的，戴起晓得时间了，说几点钟几点钟，工作组吹哨子。”“那是县长、书记、中央一级干部的样子，才有表哦。”在当地人看来，在汉人文化中，“手表”象征着他们的地位，因为它总是与当官的、干部等人一同出现；也象征着权威，汉人权威的一部分来源于戴这个东西，通过看它，可以说出几点钟，那是他们吹哨子的根据，吹哨子是汉人“管”彝人的方式。马专一说：“有的人把这个手表就叫做‘时间’。”当地人把外来汉人的权威归于他们通过手表说出“时间”这样一种能命令他们的抽象事物。
当地人根据他们所理解的手表在汉人文化中的意义，寻求它在彝文化中的定位。阿朴说：“我们管这个手表叫‘落古’。我们原来带的那个圈圈，因到那个取的，带手上的圈圈。以前民族家男娃儿带这个帕子啊，一根朝这儿下来，一根朝天，这个是他的一个排场，他的威武。女娃儿带‘落古’呢，也是她的一个排场。讲究多的三根，少的两根，不低于一根。它是一个排场，富贵人家，女娃儿穿着整齐。‘它家是可以’，只有说这句嘛。”当地人在自身文化中寻找到一个汉人手表的对应物——落古，“带在手上的圈圈”。它不仅从“形”上与汉人手表等同起来，彝人“落古”的内涵与汉人手表的“意”也类似，都是一种“排场”，象征个人乃至家庭的地位、身份。
羊圈人忽略汉人手表的是它的计时功能。外来汉人基于手表强加给彝人的作息时间，仅限于民改时段，随着国家力量在当地的收缩，羊圈人又回复到他们原本的“自由主义”时间体系中。白乌街上一个开服装店的老板告诉我：“我们是天亮了就开门嘛，天擦黑了就关门了。”又说起他们前不久去成都进货，女主人说是十二月十几号，男主人赶紧纠正说是十一月。最后这个进货时间不了了之。女主人很不满地说：“成都那些商店关门太早了。早晨四，五点那些人就去了，下午2点就关门了。关了门你就别想再去买东西了。我们哪晓得他们开门关门的时间呢，害我们白浪费一趟路费。你不按照他的时间去嘛，啥子都买不到。”
在当地人的观念里，“时间”只是“落古”的另一种称呼，时刻是民改时的汉人带来的一堆专有名词，都是他们生活的附属品。对当地人来说，“露水在了，早晨就是了；天擦黑了，就该关门了；牲口都叫唤了，就该起床了；火堆烧完了，就该睡觉了；不想喂猪了，就该过年了。”白乌的班车从来不是按照准确的时刻发车，总得等要坐车的人把各自事情办完了，陆续到齐才开车。甚至车已开动，谁临时有事，招呼一声，司机便停车，等他办完事回来再发车，车上乘客没有怨言。枝枝的小卖部，哪怕深夜有人在外喊买东西，照样开门。所以白乌商人会觉得成都商店“关了门就别想再去买东西”的逻辑不可理解。因为对当地彝人来说，“时间”就是生活本身，不是由手表来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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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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