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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 蒋帅]“禹都阳城”传说考
  作者:刘宗迪 蒋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04-06 | 点击数:6396
 

摘   要:禹都阳城的传说最早见于《孟子》,因汉代有阳城县,在今河南省嵩山之阳,故从班固《汉书·地理志》开始,即以河南的阳城县(今登封市)为禹都故地,该说成为当代豫西夏墟考古的重要依据。然而,古书所载名为阳城之地,非仅河南阳城一地,《春秋》《左传》记载的数处位于鲁西地区以“阳”为名之地,较之河南阳城的历史更为久远,且这几处“阳”地处于黄河下游,历史上为洪水泛滥之地,《山海经》等书记载的鲧、禹布土治水的传说也发生在黄河下游,鲁西诸“阳”地才是传说中的禹都,也才是夏墟所在。

关键词:鲧;禹;阳城;夏墟


  按传统古史观,夏为三代之首,是开启华夏世袭王朝历史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古书中关于夏史的记述却极为零落,且多为渺茫难稽的传说,根据这些零落散乱、虚实参半的记述很难了解夏代历史的真相。古人惟有抱残守缺,穿凿故纸堆,至现代考古学兴起,学者转而求助于考古学,希望凭借田野考古发现夏文化遗迹,重建夏代的历史图景。然而,要借助考古发现夏文化遗迹,首先要知道古书中记述的夏在哪里,因此,准确理解传世文献中关于夏墟地理的记述,就是夏史考古的基本前提。

  历来考夏墟者,最关注两个地区,一为晋南,一为豫西。晋南为“夏墟”所在,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前541)载子产之言,谓唐国居于大夏,西周初期周成王灭唐,以其地封叔虞,是为晋祖;《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载卫国大夫祝佗之言,谓周成王封叔虞“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可见叔虞所封即为夏墟所在。叔虞为晋国的祖先,而晋国居河东,由晋在河东,知叔虞所封的大夏、夏墟必在河东,故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其说或异,要皆在不出河东。正是有鉴于此,1926年,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李济先生主持的中国第一次现代田野考古活动,就是选址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著名的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就是在后续的山西夏墟考古活动中发现的。然而,据《左传》叔虞封唐之说而断定夏墟在河东,实属误解。对此,刘宗迪《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一文已有详论,下文论述还将涉及,此不赘述。

  豫西“夏墟”之说,最重要依据有二。其一,《逸周书·度邑》记载周人在牧野之战一举克商之后,周武王为营建都城,相度地形,谓“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是以伊、洛之间为“有夏之居”,即夏人故地。伊、洛皆为豫西之水,西周洛邑即因滨于洛水而得名,周人以洛邑为东都,史称成周,故址在今洛阳市,此为古史常识。其二,《孟子·万章上》云:“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史记·夏本纪》本之,《汉书·地理志》颍川郡之阳翟县,班固自注云:“夏禹国”,臣瓒注引《世本》《汲郡古文》(《竹书纪年》)均言禹都阳城,是以汉阳翟县为故阳城。汉代阳翟县为今河南禹州市,“禹州”之得名,即因其地有大禹故都,今阳城县故址归属与禹州市相邻的登封市告成镇。登封与洛阳相去不远,登封为“禹都阳城”之所在,洛阳为“有夏之居”之所在,两说相互映发,足见豫西嵩山之阳、伊洛之间为夏人故墟所在。

  1959年,徐旭生先生为了反驳疑古学派对尧、舜、禹历史的抹杀,为夏代的存在寻求科学的证据,在豫西地区开展夏墟考古活动,其主要依据即“禹都阳城”的记载。徐旭生广泛搜集并检讨了古书中与夏墟相关的记载,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史料是始见于《孟子》的“禹都阳城”之说。徐旭生认为《郑世家》《韩世家》《六国年表》均记载有韩文侯二年(前385)“韩伐郑,取阳城”,即颍川阳城,说明这一阳城在战国初年已经存在,比《孟子》和《竹书纪年》写定的时间还要早,因此断定这一位于嵩山之阳、今登封县告成镇的阳城即《孟子》等书所说的禹都阳城。著名的二里头遗址,就是在这次考古活动中首次发现的。发现之初,徐旭生先生尚未断定二里头遗址为夏墟,后续的发掘活动,陆续发现了包括超大型中心都邑、区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的文化遗址群落和众多的墓葬、随葬工艺品,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十分发达,初步具有了国家的形态。根据考古年代学的研究,考古学界断定二里头遗址在年代上属于夏代中晚期,加上二里头遗址所在的偃师正处洛阳和登封之间,恰与洛阳的“有夏之居”和登封的“禹都阳城”古史记载相呼应。因此,尽管考古学界还有种种争议,二里头遗址为夏都遗址的说法却早已在学界和民间扎下了根。有货真价实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作依据,豫西夏墟说越发成为颠扑不破的公论。

  一、高唐的阳城

  《孟子》“禹居阳城”之说,是徐旭生以及后来的学者断定二里头遗址为夏墟的主要依据之一。徐旭生认为《史记》中韩文侯二年(前385)伐郑取阳城的记载,所言阳城即颍川阳城,为古书所见最早,因此断定该郑国阳城即为孟子所说禹所居之阳城。其实,徐旭生的考证并未穷尽源头,颍川阳城之见于记载远在《史记》之前。《左传》昭公四年(前538),司马侯对晋侯曰:“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杜预注“阳城”云:“在阳城县东北。”即旧址在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的阳城县。

  禹都颍川阳城说的来历,沈长云先生《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一文曾有详论。他指出,“禹都阳城”的说法,最早见于《竹书纪年》和《孟子》,但无论是《孟子》抑或是《竹书纪年》,对阳城的地望均无说。禹都阳城在颍川之说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学者赵岐。“今天不少人信从禹都阳城在颍川的说法,查这种说法不见于较早的古籍,《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城下也没有‘禹都'的字样。东汉末年赵岐给《孟子》所作的注是有关这种说法的最早的记载。他这样注释的依据无从知晓……其后韦昭在给《国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作注时又提到禹居阳城在嵩山附近。他把崇山认作汉时的嵩高山,既然夏的兴起是与崇山联系在一起的,他因而想到了嵩高山下的阳城,说‘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这样,崇山、阳城这两个与夏有关的地名似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正是今日许多学者对颍川阳城说深信不疑的依据。其实,韦昭将《国语》崇山当作嵩高山是错误的。嵩高山即今河南嵩山,它的古名叫太室山、外方山,在先秦时代,尚未有人将太室或外方称作嵩高山的,更不用说称作崇山了。‘嵩高’一词来源于《诗·大雅·嵩高》,本来是作形容词用的,用来形容岳山(在雍州)的高峻貌的……后来汉武帝礼登太室山,易名太室为嵩高中岳,于是河南才始有了嵩高山的山名。这件史实,早已由顾颉刚、王玉哲诸先生揭发出来。”但沈先生据《世本》宋均注“(阳城)在大梁之南”,断定禹都阳城在大梁(今开封)南,根据亦不充分。实际上,沈先生自己后来即放弃了大梁阳城之说。

  沈长云先生后来撰《禹都阳城即濮阳说》,指出古代以阳城为名之地有数处,除人们常提到的颍川阳城、泽州阳城、大梁以南的阳城之外,还有河南商水以东的楚之阳城、河南方城以东的秦所置阳城、《战国策·燕策》提到的燕国南部之阳城、《战国策·齐策》提到的卫之阳城、《水经·河水注》提到的今山东茌平县附近的杨虚故城阳城。有鉴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只能发生于易于遭受洪水灾害的地区,他认为地处豫东的卫国,毗邻黄河,正处黄河洪水要冲,历史上常为洪水泛滥之地,故卫国阳城最有可能是传说中的禹都阳城。“濮阳之称作阳城,史有明证。《战国策·齐策四》记苏秦劝齐闵王伐宋之说辞云:‘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此阳城,《史记·田齐世家》作‘阳地’,《集解》云:‘阳地,濮阳之地。’结合《国策》称‘卫之阳城’一语,是阳城指战国卫都濮阳已是十分明确的了。”

  但沈先生此说根据并不充分。《战国策》“阳城”,《史记》作“阳地”,意味着“阳城”很可能即为“阳地”之讹,而“阳地”则并非城名,可能是泛指一个地区的地名。《史记》该条《正义》云:“卫此时河南独有濮阳也。”此时卫国土地主要在黄河以北,其原在黄河以南的土地已被齐、宋两个邻居蚕食殆尽,唯余都城濮阳。了解了这一背景,则知苏秦劝齐闵王伐宋之意,盖谓齐国只要占领了宋国,毗邻宋国的卫国都城濮阳即成为齐国的囊中之物,其在黄河以北的土地也就触手可及了。水北为阳,“卫之阳地”盖指卫之河北之地,而并非指濮阳。卫都濮阳,濮阳为帝丘所在,屡见古书记载,但古书中从来没有濮阳又名阳城之说。

  实际上,沈先生文中提到的最后一座阳城,即位于今山东茌平县附近名为“阳城”的杨虚故城,历来为考求夏墟者罕所留意,沈先生也未加深考,倒很可能是传说中大禹所都的阳城。

  据《水经·河水注》,河水流经茌平县之后,“又径杨墟县之故城东,俗犹谓是城曰阳城矣”,杨墟故城俗犹谓之阳城,可见阳城当为杨墟旧址,“杨虚”曾名“阳城”。古人为避洪水,往往在平地之上筑土丘而居,《禹贡》所言“降丘宅土”,说的就是洪水退去以后,人们走下土丘回到地面。古书所记黄河下游都邑尤多以“丘”为名者,顾颉刚先生在《说丘》一文中统计了《春秋》《左传》二书所见春秋时以丘为名之地:“以宋为多,得十一;次齐,得十;又次鲁,得七;又次卫,得六;又次晋,得四;又次曹与邾,皆得三;又次楚,得二;最少为莒与陈,皆得一。总共四十八名,宋与齐都超过五分之一。”可见名丘之地主要见于齐、鲁、宋、卫这几个位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国家。鲁西北考古发现的龙山时期古城遗址,多建于人工堆筑的土台之上,即为古人丘居之见证。至今鲁西北犹有很多以台、堌堆为名的地名、村名,很多村庄的房屋为了避免被淹,均建于高出地面的土台上,犹存古人丘居之遗风。《说文》云:“虚,大丘也。”又云:“丘,土之高也。”“虚”通“丘”,虚、丘皆指筑城之基址,故“虚”亦通“城”,杨虚旧名“阳城”,表明其地实单名“阳”,“虚”“城”则为表其地形的通称。

  这座位于高唐附近的“阳”城当即见于《春秋》的阳国之所在。《春秋》闵公二年(前660)正月,“齐人迁阳”,杜预注:“阳,国名。盖齐人偪徙之。”阳之所在,杜预无说,盖已不知其处。齐人迁阳,即吞并其地而驱逐其民,阳必为位于春秋时齐国边境的古国。《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云:“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经作“阳”,传作“唐”,字可通。北燕即都于蓟的燕国。此前昭公三年(前539),北燕伯因内乱而出奔于齐,至此齐人送其复国。《春秋》杜预注:“阳,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县。不言于燕,未得国都。”杜预以阳或唐即西汉唐县(今河北唐县东北),并无他据,盖因其名偶同而附会。此阳或唐,当为齐之边邑,位于燕齐之间,《春秋》之所以不言纳北燕伯于燕,而言纳之于阳,实因阳为齐之边邑,其地近燕,齐人护送北燕伯归国,至阳而止,随后由燕国前来迎接者护送其君回都。《左传》所谓“因其众也”,即谓由众人在阳邑将北燕伯迎回,文义本极清晰,杜预未悉,误以阳或唐为燕邑,并附会于汉之唐县。

  春秋时,燕在齐西北,两国以黄河为界,齐人护送燕君归国,必由齐国西境河上的津渡过河。春秋时,齐国西境滨河有高唐,高唐为齐边境重镇,燕君由齐渡河归国,必由高唐。《左传》所谓“唐”,当即高唐,《春秋》称之为“阳”,则阳即高唐,然则,高唐即阳城,亦即春秋初阳国所在,《水经·河水注》提到的杨虚故城或阳城就在高唐附近。

  战国时齐国有地曰城阳,在今沂南县南,或认为闵公二年(前660)齐人所迁之阳即此城阳。《汉书·地理志》城阳国有阳都县,应劭注云:“齐人迁阳,故阳国是。”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齐穆陵辨》云:“齐人迁阳,今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亦从其说,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中即标“阳”国于此。《战国策·齐策六》谓乐毅侵齐,齐闵王“走而之城阳之山中”,即此沂水县城阳,可见,“城阳”的地名在战国时已存在。实际上,城阳之得名,当因其位于齐长城之阳,“阳都县”则因“城阳”而来,其名义及其得名之由,均与阳国无关,故其地必非阳国之所在。

  阳国不在沂南,《左传》关于东阳城的记载可为佐证。《左传》襄公二年(前571),齐侯召莱子,莱子不至,“故晏弱城东阳以偪之”。东阳城位于齐与莱的边界(在今临朐县东),在齐国东部,故谓之“东阳”。有“东阳”则必先有“西阳”,“西阳”当在齐国西境,当即高唐的阳城。至于沂南之城阳却在临朐的东阳正南,不在齐国西境,故知阳国必非城阳。

  综上所述,足证阳城为春秋齐国古城,原为古阳国所在,鲁闵公二年(前660)为齐吞并。“阳”“唐”字通,故阳又名唐,即后来的高唐城。

  位于高唐、茌平间的这一春秋阳城,不仅见诸记载远远早于颍川阳城,且就地理而言,高唐阳城地处黄河下游,正为兖州洪水之咽喉、治水之要害。而颍川阳城则在嵩山之阳,不仅地势高亢,而且与黄河之间隔有嵩山,非黄河洪水所能波及,显然不是洪水泛滥之地。大禹为传说中的治水圣王,大禹传说的发生地,以及传说中大禹的诞生地和定都地,必在洪水泛滥之域。明白了这个道理,则不难认识到,高唐所在的黄河下游较之颍川所在的嵩山之阳,更有可能是大禹治水传说的发生地,因此传说中大禹的都城,当是高唐的阳城而非颍川的阳城。总之,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地理上,抑或从文化记忆上,高唐阳城更有资格成为传说中禹之所都。况且,禹居阳城的传说最初出自孟子,孟子为邹人,经常奔走于齐、鲁之间,高唐、茌平间正为齐、鲁交通所必由,必为孟子足迹所经、闻见所至,当地历史传说当为其所耳熟能详,他所说的阳城,自然更有可能是高唐的阳城,而不会是嵩山之阳的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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