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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当代法国哲学家利奥塔从叙事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在后现代语境中，“宏大的叙事”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细小的叙事”。
那么，在利奥塔的论著中，究竟什么是“宏大的叙事”，什么是“细小的叙事”呢?在利奥塔那里，“宏大的叙事”有时也被称作“元叙事”：“所谓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意谓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就像立法者颁布出来的法律条文一样，在社会生活中，包括在知识界，具有权威性的地位。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利奥塔的心目中，究竟哪些叙事可以被看做“元叙事”或“宏大的叙事”?利奥塔说：“我在《后现代状况》中提及的元叙事乃是现代性的标志：关于理性和自由的进步性的解放，关于劳动(资本主义的异化价值的源头)的进步性的或灾难性的解放，关于通过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而达到的人性的丰富多彩，还包括现代性(与古代的古典主义相对立)中的基督教通过对灵魂的改变，即拯救受造物的方式而诉诸以受难的爱为特征的基督教的叙事。黑格尔的哲学把所有这些叙事整体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本身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蒸馏物。”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元叙事”或“宏大的叙事”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解放的叙事，比如基督教的叙事、启蒙运动的叙事、马克思主义的叙事等等;另一种是思辨的叙事，比如黑格尔哲学，而黑格尔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蕴涵着解放的叙事，这从它的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叙事的巨大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出。利奥塔认为，这些“宏大的叙事”都依附于现代性的语境，或者换一种说法，现代性的标志就是这些“宏大的叙事”。
按照利奥塔的见解，“就现代性这个词的拉丁文起源来说，它不是指一个时代，而是指思想、言谈和感性中的一种模式。”基于此，利奥塔认为，现代性所认同的“宏大的叙事”模式在19世纪已经出现危机，这一危机在20世纪进一步加剧。正如他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可以把叙事的这种没落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技飞跃的结果，这造成了从行为目的到行为方式的重心转移;或者我们可以把叙事的没落看成是激进的自由资本主义在1930年至1960年间经历了凯恩斯主义掩护下的退却之后重新发展的结果，这种复兴不包括共产主义的抉择，以使个人在财产和服务方面得到更多的享受。”显然，在利奥塔看来，从“现代性”叙事模式向“后现代”叙事模式的转变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导致的。
在“后现代”语境中，叙事模式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变化?利奥塔认为，在这一语境中，与现代性的叙事模式相适应的“宏大的叙事”或“元叙事”不但没落了，而且变得完全不可信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细小的叙事”。“细小的叙事”与“宏大的叙事”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细小的叙事”关涉的是日常经验世界，而“宏大的叙事”关涉的则是超越性的层面，这在康德哲学的叙事方式(肯定超验领域中的“物自体”是不可知的)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另一方面，“细小的叙事”关注的是“行为方式”，即在日常经验生活中人的行为方式如何变得合情合理，“宏大的叙事”关注的则是“行为目的”，而行为目的常常是很抽象的，也是充满纷争的。比如，解放的叙事和思辨的叙事都把人的自由、人的全面的发展视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在利奥塔看来，这类虚幻的目的只对“现代性”的语境有效，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后现代”蕴涵的乃是无超越层面、无宏大目的的、具体的、实用性的知识，因而“细小的叙事”将会取代“宏大的叙事”。
乍看起来，利奥塔的上述见解似乎十分深刻地揭示出现代和后现代两种不同语境中的知识的差异，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大”与“小”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如果世界上没有“大”，也不会再有“小”。同样地，“宏大的叙事”和“细小的叙事”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假如“宏大的叙事”不再存在，所有的叙事都表现为“细小的叙事”，那么，其逻辑结果将是“细小的叙事”也无法再存在下去，因为没有“大”又何来“小”呢?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大”和“小”、“宏大的叙事”和“细小的叙事”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比如，在“后现代”语境中，无论是“保护生态环境”也好，还是“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也好，都有可能上升为新的“宏大的叙事”。按照我们的看法，无论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还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都存在着“宏大的叙事”和“细小的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利奥塔的叙事理论并没有使我们获得多少新的知识。
俞吾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4-27 10:11:0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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