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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代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模式取得了重大成功。动物叙事艺术阐释了人类、民族、文化、环境乃至时间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突出表现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着眼于现代文化的多民族合理共建，是对当代流俗文化的有力批判，亦是对当代文学如何发展的深刻反思，极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当代民族文学；动物叙事；传统回归；文化复调
当下，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可谓兴盛。《狼图腾》的销售量早已超过了50万册，“说狼”、“习狼”、“思考狼”成为文化盛宴的一道大餐。而《藏獒》则以绝对优势击败了《秦腔》、《空山》、《兄弟》等作品，赢得了“2005长篇小说年度最佳读者奖”，名列2005年度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并获新浪2005年度优秀图书奖。其实，以动物叙事为模型进行民族文学创作并取得成功，上述作品并非先例：张承志的《黑骏马》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分获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8年，短篇小说《老人与鹿》又获首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因此，在“全球化”肆意与文学市场冷清的当下，动物叙事型作品的成功不仅是民族文学的再次繁荣，也是当代文学发展的新亮点，预示了当代文学走出困境的新契机。
一、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模式”的提出
何谓叙事，徐岱认为是“叙述＋故事”［1］5，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言语表达方式讲述故事，而故事是由一系列的事件构成。热奈特在《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中谈到了叙述的含义：1．叙述指陈述语句，口头的或书写的话语，用来联贯事件；2．叙述指构成这段话语主题的一连串真实的或虚构的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衔接、对比、重复等；3．叙述也指一个事件，但不再是所讲述的事件，而是指某人讲述某事这个事件，即叙述行为本身［2］188－189。因此，叙述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与它所叙述的故事的关系、自身所涉及的叙述活动来体现。
《七岔犄角的公鹿》叙述了“我”与一头七岔犄角的公鹿的故事，其中“我”是猎者，而公鹿是狩猎的对象，这是一种敌对的矛盾关系，继而发展成“我”是欣赏者、崇拜者，而公鹿是倾慕的对象。二者的关系也发展成友好。《黑骏马》讲述的是我（白音宝力格）与女主人公（索米娅）的爱情故事，其中黑骏马（钢嘎·哈拉）不仅是草原歌曲的名称，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连接者、见证者和中介者。在《狼图腾》中，“我”与狼的关系经历了从惧怕、有意接近到崇拜的发展过程，从而串连出飞狼吃羊、狼捕捉黄羊群、狼于风雪之夜奇袭战马；由“我”养狼，最后灭狼的一系列事件，在这里狼一直是叙述的对象、载体和叙述行为的发生者。而《藏獒》通过上阿妈草原与西结古草原的世仇，引出了冈日森格、那日、果日、獒王虎头雪獒、饮血王党项罗刹等与藏獒有关的一系列事件，小说自始至终都流淌着对藏獒的喜爱崇敬之情。
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来看，无论是公鹿、黑骏马，还是藏獒和狼，都具有一些叙事学意义上的共性：对于故事本身来说，这些动物都是作品所极力描绘刻画的对象，是情节的驱动者和情节展开的载体；从叙述话语和故事构成来谈，这些小说显在的叙述者都不是动物，而分别是文中的主人公“我”，只有《藏獒》是借父亲的口吻来叙述的，然而从故事隐在发生线索来看，动物又都起着事件之间的连贯作用，与显在的故事叙述者构成互补，共同维系着故事的圆融性；从叙述者与故事展开的关系来看，动物都起着衔接、对比等重要作用，如这四部小说都蕴含着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的对比，同时两者又是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人之精神与动物之气质相互映衬、相互凸显形成了浑融而又对比的二元格局，如《黑骏马》中当白音宝力格成年之时迎来了钢嘎·哈拉，同时小说又以乐曲《黑骏马》开头，这些都与事件的展开构成了铺陈、衔接、象征的叙述关系，也使整个小说得以在一种全知型叙述模式下展开。从叙述行为本身来看，在《藏獒》中，动物（藏獒）常常人性化，具有自身的情感、智慧，从隐在的叙述者转变成显在的叙述者，叙述行为的发生在两者的交替中进行，协调了事件之间连接的逻辑性，使得事件（藏獒之间厮杀、人类世界里的仇恨演变等）、故事（藏獒如何中心护主）、叙述者（父亲与几只藏獒）、叙述行为成为一个有机的叙事系统。
因此，上述小说是一种动物型的叙事模式：小说的情节是由人和动物两种视角交替推动发展的，从人与动物的多维视角来展示动物的精神世界，并以此来隐喻或象征其对应的不同的民族精神，从而反观烛照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亦实现民族精神对现代精神的改造与重铸。这种叙事模式的采用，构造的是个体的人、动物界、族群三维的多元关系，是以动物世界为观察人类世界、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切入点，再现了人类精神的复杂性，这也是此类小说成功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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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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