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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九尾狐作为承载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其在先秦两汉时依托“长生”、“谶纬”等思想成为祥瑞的高级代表，以此宣扬统治者道德品行及政治行为合乎天意；从唐代开始，九尾狐逐渐沦为民间崇拜中的“妖神”，唐代之后进一步退化为受人贬损的“妖物”。九尾狐走下神坛，其地位发生根本改变，既是中国古代祥瑞思想变化的缩影，又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民间信仰与世俗文化发展的证明。
关键词：九尾狐；狐；祥瑞；妖化；内涵；转变
作者简介：张程1989-），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2015 级博士研究生
在人类意象与观念的思维发展及演变历史中，“狐文化”可以看作是人类对自然界各种存在的感知与认识、亲和与排斥等方面的一种体现。自古以来，狐在形象以及人们的观念上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和审美等方面的内涵。在史书记载 及文学描绘中可见，狐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从祥瑞之兽到妖兽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九尾狐，作为一种特异性的存在，更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代表。【A】至今学术界关于九尾狐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李剑国的《中国狐文化》粗线条地梳理了各历史时期的狐，但并没有突出九尾狐的存在与内涵；李炳海的《从九尾狐到狐媚女妖—中国古代的狐图腾与狐意象》侧重于从图腾崇拜的角度分析九尾狐；李淼的《从瑞兽到精怪——浅析九尾狐地位更迭的原因》和蔡堂根的《九尾狐新解》立足于文学层面分析了九尾狐的演变历史。总体来说，论及九尾狐的篇幅并不多、对其的研究也不太充分。通过文献记载的考察可以发现，历史上人们对九尾狐的形象描绘以及所赋予的观念内涵方面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九尾狐在先秦两汉时被视为祥瑞之物，但唐代之后其形象发生重大改变，成为妖淫之物的代表。九尾狐所代表的内涵变化之大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都是罕见的，梳理这种变化的历程，也是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另类透视。
1 瑞兽—九尾狐的祥瑞化
关于九尾狐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在《南山经》中有：“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之不蛊。”[1](p4)郭璞注此兽即“九尾狐”。在《海外东经》中又有：“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1](p95）《大荒东经》也记载：“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1](p120)可见，在《山海经》中只是简单地把九尾狐当作一种野兽来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九尾狐在“长生”和“谶纬”等思想的“裹挟”下，登上了祥瑞的舞台。
九尾狐因其特殊的外表被注入了丰富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内涵。《白虎通义》中记载“必九尾者何？ 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2](p146)“九尾”被当作子孙繁息、后代昌盛的象征之意。
“九”在中国古代既代表数字的极限，又有强烈的思想文化意味。《黄帝内经》记载：“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3](p45) “九”一直被用来形容最深的程度，[4](p221)并且“九”又与“久”谐音，与皇权产生密切联系，蕴含了封建礼仪因素。九尾狐之“九”除了表示最高的数字外，逐渐蒙上了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的色彩。按中国古代象数与五行的推演，“九”也被视为最大的阳数，[4](p221)代表“极阳”之意。而“阳”在古代思想文化中多指男性，“九”、“阳”也就包含了生殖崇拜的含义。《白虎通义》中以“九尾”对应“九妃”而象征帝王子嗣绵延，皇权永故而万世昌盛。九尾狐不仅有“极阳”的生殖崇拜力，其“九尾”的形象也与古代星象之东方苍龙星的尾宿有关，“尾”本就是星宿之一，如《史记》记载的“尾为九子，”[5](p1298) “尾宿”本身即象征多子。
此外，在现已发现的汉画及石刻像中，九尾狐的形象多次出现。常有九尾狐、蟾蜍、玉兔和三足乌并伴于西王母身边的构图。西王母在西汉时期被视为长生之神，九尾狐被雕刻在其旁，[6](p151)表明当时的人们也将其纳入了长生信仰。九尾狐以其“九尾”象征子孙后代繁盛的意义，与汉墓壁画中伴于西王母身侧的画像在此形成了思想上的交汇。现世的九尾狐代表子孙绵延，往生的画像上亦有“长生”意味， 九尾狐在此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当时人们对长生的追求，以及通过繁衍后代使自我生命在另外一个个体上延续，现实意义上的长生不老难以实现，只能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我生命的延长。九尾狐之“九尾”象征后代子孙繁多继而实现自我生命延续，故九尾狐能成为长生之神西王母身侧之物，或许此为原因之一。[7](p52)九尾狐在后世成为祥瑞之物，与狐本身被视为“德兽”有关。《子夏易传》中记载：“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8](p76)其明确将“获狐”作为吉祥的征兆。后来这种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内涵被进一步发挥，先秦典籍《礼记·檀弓上》云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9](p124)唐代孔颖达疏曰“: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 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9](p124)屈原《九章·哀郢》中提到“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10](p506)唐代白行简《狐死正丘首赋》中也写道：“其心怀土，望故处以增悲；惟首正丘，聊向隅而表恋。”[11](p617)这些记述是在说明，狐狸虽死，而其依然正首向着自己的巢穴，这种行为在儒家看来是不忘本、显仁恩的象征之举。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更是将狐赋予“三德”，称：“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12](p206)析而言之，“其色中和”与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相符合，即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3](p54)故狐被儒家视为和谐之物。正像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在形象上狐狸身体纤细，狐尾多蓬松丰实， 其前小尾大暗合儒家井然有序的尊卑之道。[14](p22)正是由于“狐群体”被认为具有“狐死正首丘”和“三德”等儒家道德的意味，在此背景下具有特殊形貌的九尾狐也向“道德化”和“祥瑞化”又迈进了一步。
九尾狐成为祥瑞之兽的象征，与符瑞、谶纬之说关系密切。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祥瑞思想，如《诗经·周颂·载芟》记载：“至诚感物,祥瑞必臻。”[15](p2005)这种祥瑞观与九尾狐初步结合，便有了如下的一些记述，诸如传世的《竹书纪年》记载：“（帝杼）八年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16](p11)又如《田俅子》记载：“殷汤为天子,白狐九尾。”[17](p31)还有《逸周书》记载周成王大会诸侯与四夷，青丘国贡献九尾狐之事。[18](p245)可见九尾狐被当作吉祥的象征，并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汉代谶纬思想盛行，大肆宣扬符瑞学说。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吉祥含义的九尾狐被各种谶纬书籍拿来附会，《孝经援神契》记载了“德至鸟兽则狐九尾，”[19](p701) 《春秋运斗枢》言“机星得则狐九尾，”[19](p487)九尾狐俨然成为盛世到来、明君出现的吉兆，在原来的道德含义之外又增添了政治内涵。九尾狐作为政治祥祯的形象还被东汉赵晔用到了禹身上，《吴越春秋》对此作了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 ‘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庬庬。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20](p96- 97)在这里，九尾狐被视为明君出现的吉兆，和帝业、国家等政治元素结合在了一起。东汉的《白虎通义·封禅》有云：“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2](p144)其中明确将九尾狐作为太平盛世的吉兆和上天意志的符号表达，也是统治者道德品行及政治行为合乎天意的证明。在道德内涵和政治内涵的结合下，九尾狐的祥瑞地位达到高峰，被官方重视和宣扬，成为显示王者之兴和承天顺民的标志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而九尾狐的王道内涵却表现的越发强烈。曹植的《上九尾狐表》即云： “黄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鄄城县北，见众狐数十首在后，大狐在中央，长七八尺，赤紫色，举头树 尾，尾甚长大，林列有枝甚多。然后知九尾狐。斯诚圣王德政和气所应也。”[21](p235-236)可见人们在乱世中仍然推崇九尾狐，愿意相信九尾狐的王道色彩。而且，各方政治势力都企图以祥瑞来标榜其统治的合理和兴盛，各地为迎合统治者的意图也纷纷献瑞， 所以史书中以九尾狐作祥瑞的记载层出不穷，比如：鱼豢《魏略》记载：“文帝受禅，九尾狐见于谯都。”[22](p4030)《宋书·符瑞中》记载：“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甲午，九尾狐见鄄城，又见谯。”[23](p803)《魏书·灵征志》记载：“十年三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王者六合一统 则见。周文王时,东夷归之。曰，王者不倾于色则至德 至,鸟兽亦至。
十一年十一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孝静天平四年七月,光州献九尾狐。元象元年四月,光州献九尾狐。兴和三年五月,司州献九尾狐。”[24](p2930- 2931)
根据以上从鱼豢《魏略》中因文帝受禅而现九尾狐，到《魏书·灵征志》中多次献九尾狐的记载，可见“九尾狐祥瑞化”的兴盛。一方面，曹魏初期，为显示曹丕称帝的“天命所归”，以九尾狐为代表的祥瑞之物纷纷出现，与谶纬之学在当时的兴盛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魏书·灵征志》记载的数条关于“九尾狐”的史料，和北魏拓跋政权入主中原有关。[7](p53) 原本为草原游牧部落的拓跋鲜卑，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汉化逐渐加深，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汉化更为彻底。作为“中原文化”一部分的“祥瑞”之说又被拿来附会于拓跋政权，以九尾狐为代表的“瑞狐”文化在孝文帝时期大量出现，为北魏政权在中原的统治提供支持。
除了各地献瑞外，当时的人们针对“九尾狐”也有其他论述：萧统的《昭明文选》有载：“昔文王应九尾狐而东夷归周。”[25](p715)《宋书》卷二十八记载：“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24](p803)《太平广记》卷四四七《瑞应》记载：“九尾狐者。神兽也。其状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国。音如婴儿。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气。及蛊毒之类”；[26](p3562)《艺文类聚》卷九十九记载：“王者不倾于色则（九尾狐）至”、“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则见，”[27](p1715)这些都是认可其作为瑞兽的“历史”记述。东晋的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涉及九尾狐的地方也都加入了祥瑞思想。郭璞注《山海经·大荒东经》“青丘国九尾狐”称:“太平则出而为瑞也。”[1](p120)他所作的《山海经图赞》云：“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则见,出则衔书。作瑞周文,以標灵符。”[28](p38)明确指出九尾狐是周朝兴盛的祥瑞。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尾狐虽然继续充当祥瑞，但这时期不少志怪小说纷纷将狐当作妖类来描写，也开启了九尾狐妖异化的前奏。
九尾狐的“祥瑞化”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达到鼎盛，各种记载层出不穷。入唐以后，九尾狐随着谶纬祥瑞之说的没落也经历了巨变。唐朝时期随着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多元的思想和文化交相辉映，在当时开明的政治氛围下，整个社会呈现出的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精神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九尾狐等祥瑞之说在唐朝变得更加弱化， 在国家政治领域已不占主要地位。九尾狐所象征的国家级政治意义，随着其在政治领域的淡化而减弱。于是，九尾狐走下神坛，逐渐演变成了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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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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