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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春节符号将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标志
——与著名专家对话中华传统文化之“春节符号”
  作者:陶立璠 朱万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8-31 | 点击数:7447
 

  

  春节,蕴含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

  春节,联系着大江南北的中华儿女;

  春节,更承载了海外游子的绵绵思乡之情……

  如果选择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的节日,春节,实至名归。

  那么,什么符号最能代表春节呢?

  请告诉我们,你心中的答案……

  这是中华“春节符号”全球征集活动“煽情”的呼唤,可我们看到这样的字眼儿,或许谁都乐意接受,并且是那样的深沉。

  中华“春节符号”全球征集活动是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协会、东方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主办,由中华春节文化国际博览会组委会承办,文化部外联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支持的一项“文化工程”。

  针对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中华“春节符号”征集活动,为了听听专家的见解,近日,我们与资深民俗文化专家、中央民族大学陶立璠教授相约于“梅地亚”。



  走进大厅,就听说他早早等在那里了。这位笑容可掬的“老先生”,朴实中透出深厚的底蕴,讲话底气十足,句句传出“金质声波”,很难感觉到他已年逾古稀。

  “春节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人拿什么标志作为文化符号,春节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春节文化在中国文化里面,特别是在节日文化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大文化。这种文化的历史非常悠久,传统非常深厚,表现形式非常多样,所以这种文化符号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象征。这点我们大家在过春节的时候能够充分体会到。”陶立璠教授开门见山。

  关键词:渊源

  春节,源远流长,传统深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堪称华夏文明最大的节庆“非遗”项目。

  “中国的春节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是在几千年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春节文化历来有它的主题,这个主题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一种和平的、和谐的希望。生活在农业社会里,农业的兴旺发达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太重要了,尤其在衣食住行方面更为重要。所以,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文化,给春节文化打上了非常深刻的烙印。”当问及春节的历史渊源时,陶立璠说。

  “以往的农业社会非常讲究‘春祈秋报’,即在春天春耕季节要祈祷神灵,到了秋天丰收了,就要报答。过去在农村,一般在秋天的时候,粮食丰收了要唱‘秋报’,要请一台大戏来演一演,表现对丰收的报答心情。”

  “由此可见,春节文化最早的时候,是和祭祀习俗联系在一起的。丰收了,首先要祭祀神灵。所谓的神灵,主要是谷神。年在古代有许多称谓,岁、祀、年、载都是同一个计时单位。岁,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像是用斧子砍断人的双脚,用作牺牲的样子,可见古老的时候对谷神的祭祀是用人做牺牲的。《说文》曰“年,谷熟也。”‘年’字最早的写法,上面一个谷穗儿(禾),下面是一个人手持谷穗儿,庄稼成熟一次叫一年。所以年是一个计时单位,年复一年,循环往返。”

  对于春节的源起,陶立璠从“祭祀”和“时制”两个方面来谈。

  他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历法不尽相同,过年的日期也不同。我们现在用的是夏历。从汉代开始,是春节文化开始定型的时期。辛亥革命以后,用公元历,本来的春节叫元旦,辛亥革命以后,把公元一月一日叫做元旦,把原来的元旦改为春节,现在春节的称谓就是这样来的。”

  关键词:影响

  在中国节日文化里面,春节是最大的一种文化。

  为什么说春节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大到什么程度,丰富到什么程度。陶立璠说,这个需要我们亲身来体验。比如,大家都能够体会到春节的春运,为什么会有春运呢?什么使得大家千里迢迢,不远万里赶回家去过年?其实,这就是春节文化强大的感召力。

  “我们创造春节文化的目的,就是享受这种春节文化。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获得自己的文化营养和精神补充。这种文化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对小孩儿的影响,对年轻人的影响,甚至是对老年人的影响都很大。”谈到春节文化的影响力,陶立璠说。

  “春节文化固有其教育意义,教育意义是包含在每一个仪式细节里面的。成人是这种文化的实践者。因为成人已经从小接受了这种文化,反过来讲,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又在影响着下一代。所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会断代,不会戛然而止。”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都要过春节。这是为什么?因为这种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太深了!”

  “春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讲,特别是在国外的华侨社会,一到春节就会想起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它对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缺失

  “年味儿淡了,没意思了”,这是近年来大家都在讨论的事情。

  对此,陶立璠另有看法。

  他说,“对年味儿变淡了,好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其实,春节的内容并没有怎么变,可能我们所了解到的只是我们所体会到的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如果从整体的春节文化来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春运,不但我们有春运,韩国、越南、朝鲜、日本也有春运。因为这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也都在过春节。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改用公元历,把春节移到了元旦,但是节日的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过节的方式有些变化是真实的。比如我们小时候大年初一给邻居家的长辈拜年,全村的年轻人排着队下跪拜年,现在就不一样了。过年时,以电话、短信、微信、视频拜年。这就是巨大的变化。孩子们在国外,平时用视频随时交流沟通,等他们回国过年时,甚至觉得没啥可说的了。”

  “变化比较大的是城市,农村的变化相对要小一些,所以过年如果要寻找年味儿的话,还是到农村去。即便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春节都是一种对家人的怀念、对祖先的怀念,这一点没有变。”

  陶立璠分析,“之所以有年味儿淡了的感觉,是因为信仰缺失了。过去我们信仰神,信仰祖先,现在信仰观念淡薄了,失去信仰,等于失去了春节文化的精神支柱。。”

  关键词:传承

  从厚重的春节文化里汲取崇德向善的力量,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传承,是尤其重要的。

  陶立璠说:“春节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需要继承的。春节文化有很浓的道德、伦理驯化作用。一个人通过这种文化的熏陶,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这叫“修身”。通过“修身”把家庭治理好,家和万事兴,这就叫“齐家”。只有做到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他进一步指出,“传承过程中,一定要尊重文化的原本,文化是很圣神的东西,不能恶搞。比如,过情人节,这个情人是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情人?当然不是一回事儿。现在还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搞一些接吻大赛,把一个神圣的节日恶搞成这样,就失去了文化深层次的意义。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大节,其文化精髓,更应以敬畏之心去传承。”

  “今天,春节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从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提炼出许多的元素来。这些元素能够表达春节文化的含义和形式上的特色,构成一种新的春节文化符号,设计为一种新的标志,使我们的春节文化在认识上更具象化。当然,这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工作。这么丰富的春节文化,怎么来提炼这些符号?怎么样通过艺术的表达来形成一个新的符号?怎么样更进一步来推进春节文化的保护?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关键词:提炼

  有人说,春节符号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熟悉在于,一提到春节,每个中国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种种符号;陌生在于,哪个符号能代表春节,恐怕没有人能毫不犹豫地准确回答出来。

  在陶立璠看来,“推动春节符号的征集活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方面宣传春节文化,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春节文化的传承做得更好。通过一些活动去集思广益,使我们的春节文化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符号文化,这对我们保护春节文化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在这样丰富的春节文化元素里面,怎么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又符合春节文化特点的元素来进行组合,这的确是一个难点。

  对此,陶立璠建议,“可能在我们的应征者中,年轻人比较多。我希望有研究春节文化的学者和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相互沟通,提出一些理念上的东西,供这些设计者来参考。”

  “在这些艺术家里,要重视老艺术家。因为他们对年俗的理解是非常深厚的,同时他们又有非常深厚的艺术功底。怎么能使春节符号成为一种和谐的、舒服的、既有传统性又有现代性的符号,是需要我们去下功夫的。春节符号一旦形成,将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显著标志!”

  从征集活动组委会获悉,此次活动是以政府支持为主导,以社会团体参与为背景,以开发国际市场为目标,以中华文化成功走出国门的“欢乐春节”活动为纽带,以“春节符号”征集活动的丰富过程作为整体活动的轴心,还将开展一系列延展性活动,借此唤起人们对春节文化的高度关注。

  陶立璠认为,春节符号产生之后,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产品,必须要推向市场,一定要使它们走向生活。通过这些系列产品,普及我们的春节文化,使春节文化走进生活,深入人心,实现春节文化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双重回归。

 

  陶立璠:生于1938年,甘肃兰州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央民族大学助教,中文系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国家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理论专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合作)、《神秘新奇的世界——民族民俗审美谈》、《中国文学答问总汇·民族文学》、《中国民俗学概论》(日本版)、《中国民俗学的理解》(韩国文版)等。专著《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获1989年北京市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1979年-1989年少数民族文学最佳著作奖,专著《民俗学概论》获1989年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三等奖。此外,与他人合作完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1985,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百科》(1991,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学大辞典》(1997,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民俗大系》(31卷本,任主编,2005,甘肃人民出版社)等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著作20多种,发表论文百余篇。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报 2014-08-29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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