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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定义、理念及实践(讲座述要)
2023年8月2日下午，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民间文化(非遗)进校园研修班”教学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辅仁大学旧址)继续举行。根据教学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定义、理念及实践”为题，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场切题而又生动的辅导课。
在开场白中，巴莫老师便强调，今年是一个重要年份，既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2003年《公约》”或“《非遗公约》”)诞生二十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施行十二周年。在此背景下，一则有必要与大家一道回到《非遗公约》及其基本文件的字里行间去进行解读，以便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双重视野中将文化政策与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理念进行并置，以勾连出现在非遗领域和发展领域的重要概念、术语和工作语汇;二则有必要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的框架内，对“可持续发展目标4”(即优质教育)进行逐项分解，从而将教科文组织2003年《公约》名录(Lists of the 2003 Convention)中的相关遗产项目和优秀保护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对接;三则有必要引入“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ESD)的全球行动框架，以进一步把握2003年《公约》为何将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具体保护措施之一，并通过《操作指南》等关键文件不断拓展为专题体行动领域。概言之，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道，而没有文化的发展将不可持续。正如《公约》序言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或简称“非遗”)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有着不可或分的内生性关联，值得进一步去认知、理解和把握。以下，谨按讲座纲目和主要内容作一述要，难免挂一漏万。
引言：从一首民谣到一部国际法的诞生
讲座伊始，巴莫老师从“老鹰之歌”——1973年《玻利维亚提案》的导火索讲起，对《公约》出台之前的若干重要事件进行了简要回顾。由此，在梳理《公约》发展小史的同时，从“保护民俗/民间文学艺术”到“保护非遗”的30年坎坷历程得以展开，其间文化政策领域中长期纠结的“概念工具”成为瓶颈问题，极大地阻碍了国际国内的立法努力和保护实践。而从地方到全球，从国家认定到国际承认再到国际理解，非遗保护最终以“在地赋权”与“国际合作”的双线并进，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从社区实践进入遗产化的社会再建构进程奠定了基线行动。
一、2003年《公约》宗旨及其核心价值观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使命和自我定位、《非遗公约》的通过、生效及接近普遍批约等方面介绍了《公约》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公约》的四项宗旨和由“五个符合”构合的三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细致解读。接下来，通过对教科文组织牵头制定的三个有高度相关性的文化类公约——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遗公约》)、2003年《非遗公约》和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简称《多样性公约》)展开两两比较，均从四个不同维度进行了辨析，以帮助大家进一步加深对《非遗公约》的理解，从而凸显出类比的意涵——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应具备不同的保护理念，并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乃至需要厘清不同的话语体系、专用语汇和关键词，从而避免在行动上步入误区。
二、定义与理念：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
从2003年《公约》提出的两个操作性定义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护”展开，而非遗的主体和主体间关系——“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均为复数)则是联结这两个定义的关键所在。因而，巴莫老师用一句话——“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来加以高度概括，使之成为朝向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基本命题。接下来，从概念到定义，依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以及非遗项目与非遗领域的互涉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与保护(safeguarding)相关的若干关键词(存续力、风险、威胁)、九项具体保护措施中的近义词及其背后潜隐的社区和多元行动方等层面进行了逐一解释，勾勒出过程性保护的基本向度、工作框架和保护计划/保护措施的归并设计的关联路径，有助于大家厘清中文和英文两种作准文本之间出现的表述距离、术语歧分乃至观念错位。巴莫老师强调，要从以下两个基本理念把握《公约》精神，一为复数的“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决于那些一代又一代将其传统、技能和习俗的知识传递给社区其他成员或其他社区的人”，也就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二为“过程”，即“保护的重点在于世代传承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过程”，而非作为结果的“产物”(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巴莫曲布嫫译，《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1期，“导读”部分)。其间，还对《非遗公约》中文订正本(2006年)中依然存在的诸多表述不周(而非翻译问题)进行了辨析，并对“遗产项目”(element)这一专用术语的“遗失”(4处)专门作出了说明和归正。进而结合具体实例，通过《公约》五大领域与“国家级名录”十大门类的比较，从“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的“作品化”到“饮食类非遗项目”的“技术化”，引导大家思考过程性保护理念和国内外申报实践和保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横向问题，由此阐明了“去语境化”的种种弊端，再三强调“尊重”二字背后的伦理关切及其在《公约》框架内的发展脉络，包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2015年)的出台及其指导性价值。
三、从非遗的基本属性反思“本真性”问题
巴莫老师结合具体案例，对非遗的基本属性进行了阐述，引导大家从动态性或曰活态性，包容性或曰共享性，代表性而非排他性，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性四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过程性保护理念和方法，而适用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概念与“不断再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相关(《大和宣言》第八条，2004)。针对遗产领域中使用的“authenticity”(国内有真实性/本真性/真确性/原真性等多种译法)一词，应区分不同的文化公约及其工作语汇和话语体系。通过举证说明政府间委员会的相关决定，归纳了一系列不当用词：
——申报工作中频繁出现的不当用词：“本真性/真实性”“纯粹的”“本真的/真实的”“唯一的”“独特的”“卓越的”“原创的”“本质”“精华”“杰作”“世界的”“古老的”“标签化”“打造品牌”，等等。
——中文世界常出现的不当用词：原生态、原汁原味、活化石、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非遗[名录]、非遗文化……
实际上，只要对非遗的基本属性有准确把握，就不难认识到上述不当用词甚或诸如此类的表述，不仅有悖于《公约》精神，也不符合“两创”方针，应当予以规避。多年来，政府间委员会及其咨询机构(现为审查机构)坚持在评审工作中对不当用词作出削正严饬，并通过年度工作报告和相关决定不断提醒有关申报缔约国给予足够的重视。诚然，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也说明活态遗产保护依然面临着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多重挑战。值得注意的是，“非遗文化”等“新造词”的随意使用已有覆水难收之势。将过程性保护理念和方法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需要大家在观念上、认识上和表述上认真考量，对不当用词予以摒除和矫正。在非遗的传承和传播方面，教育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都可以也应当保持警觉并积极作为。
四、将非遗融入可持续发展教育：传承与保护
《2030年议程》所参考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布伦特兰报告》，1987)。“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SD)的提出由来已久，直至《21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992)方首次得以描述，而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工作被确认为下述4个中心内容：(1)改善基础教育;(2)对现有的教育转型以致力于可持续发展;(3)增进大众对可持续发展的了解，增强公众意识;(4)强化培训。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一种整体方法。教科文组织使用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这一术语，包括符合下述原则的所有活动：(1)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2)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纳入教育和学习;(3)建立在以权利为本的教育方法之上;(4)是具有变革性的教育，因其旨在使社会各界朝可持续发展努力;(5)以不可分割、均衡和整体的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支柱相关;(6)包括正式[规]、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以及从幼年到老年的终身教育(《教科文组织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计划>路线图》，2014)。
通过循证方法，对教科文组织陆续出台的若干政策性文件作了举要性回溯，按事件史进程依次介绍了“全民教育体系”“全纳教育”“终身教育”“教育四大支柱”“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2030年教育议程”“可持续发展教育五大优先行动领域”“可持续发展教育：路线图”等理念、计划和行动方案;进而重点说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框架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即“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SDG4，简称“优质教育”)。这一为教育专设的总目标由10个具体目标构成，其中包括7个成果目标(普及中小学教育、幼儿发展与普及学前教育、公平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获得体面工作的相关技能、性别平等和教育包容、青少年扫盲、教育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公民意识)和3个实现手段(有效的学习环境、奖学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教育高度相关，尤其是SDG4.7：“到2030年，确保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具体做法包括开展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活方式、人权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教育、弘扬和平和非暴力文化、提升全球公民意识，以及肯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2030年议程》)
接着，讲座紧扣“非遗”与“教育”这两个关键词，对2003年《公约》基本文件作出了条分缕析的勾连，为学员们提供了非遗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协同增效的切入点和可资进一步探查的循证路线，包括教科文组织“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2017-2019)的实施、阶段性成果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要举措和试点项目;同时将2003年《公约》名录中的具体案例用以说明遗产项目保护如何对接“优质教育”(SDG4)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这里还援引了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活态遗产处)提供的统计数据，列示了来自全球140个国家的676项遗产项目和优秀保护实践(2008-2022)与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由此，为大家进一步去自主发掘相关教学资源和平行案例敞开了多条有用的路径。
随后，讲座回到国内两度开展的“‘非遗进校园’实践案例征集展示活动”(2020-2021)，将大家带入中国实践的现场。诚然，尚需从可持续发展目标去进一步探查或借鉴既有的相关案例，将“优质教育”与其他相关目标自觉融入“非遗与教育”的课程设计和参与式教学实践，比如在中小学开展非遗通识教育，或在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术院校促进非遗传承教育。从相关研究文献看，“可持续发展教育”引入中国已有二十多年，教育部门在与教科文组织的长期合作中积累了许多成熟经验和实践案例，同时也存在诸多短板，而挑战或许正是机遇所在。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仍然要以确保非遗的存续力为目标，同时结合中国自身国情，秉持“两创”方针，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中积极开展部门间协同增效行动，将可持续发展教育充分融入国家层面正在全面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工作中，为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建设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和实现2030年教育目标作出更加积极的探索。
小结：从概念工具到范式转换
最后，讲座回到“概念”的工具性意义和认识论价值，与“引言”部分形成首尾呼应。由此，对2003年《公约》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带来的范式转换进行了总结，而“社区赋权”与“参与式发展”已成为非遗保护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经之路。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展的“民间文化(非遗)进校园”教学培训活动以其持续8年的不懈努力，尤其是近年来与北京师范大学的通力合作，充分说明非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深度融合有着广阔的前景，需要文化、教育等部门和参与非遗保护的相关行动方给予充分关注，一同促进以系统性和参与性方式寻求解决方案，也需要在座的各位老师、传承人和非遗工作者携起手来，砥砺前行。
三个多小时的辅导课结束之后，巴莫老师走下讲台与部分学员进行了简短的面对面交流。从巴莫老师收到的微信留言看，大家认为这堂辅导课内容详实、图文并茂、案例丰富、分析缜密，信息量颇大，值得进一步去“复盘”。尤其是巴莫老师还不时结合自己长期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生动见闻，亲历其中的诸多心得和体会，亦在讲座过程中娓娓道来，引人深思。
本文根据讲座录音整理
整理人：王心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编：李中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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