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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感转向”以及情感叙事学被视作叙事研究的新视角。情感在艺术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民间叙事的隐形动力，其深刻地影响着民间叙事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结构。在时间维度上，情感通过故事开头和结尾的双向生长、琐碎离题的细节植入、身体参与、善恶对立的二元结构等，对故事结构产生影响。在空间维度上，情感通过存在空间中的地方依恋、存在空间的情感激发、叙事空间与存在空间的“跳进跳出”以及感叹与品评等方式，影响故事的演述方式。情感也是民间叙事发生、发展和变异的根本力量。唯有情感的倾注与共振共鸣，民间叙事才能跨越时空，长存于民众的口耳相传之中。
关键词：情感转向；情感叙事学；传说动力学；故事结构；故事讲述
作者：隋丽，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情感转向”自21世纪从女性主义的发展中脱胎而出，进而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地理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显示出越来越强劲的影响力。“情感转向”将情感问题引入研究视野，意味着对于人类身体和情绪问题的关注，这有助于摆脱机械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羁绊。此外，情感也连接着因果，具有影响周围世界的能力。情感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人的主体力量最重要的组成，情感转向研究是人本思想以及实践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孕育着后现代性的多元化和诸多可能，尤其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无论是人类的数字化生存，还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情感相关的研究将会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需求。在认知科学与情感科学交叉研究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学界开始重新评估情感在认知加工、人类行为调控以及叙事建构中的核心作用。作为自然界的高级情感动物，人类的认知活动与行为始终受到情感系统的深度介入，理智与情感相互嵌入和博弈。
口耳相传的民间叙事及其讲述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带有高情感参与的意义建构行为。这类叙事不仅包含着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所积淀的价值观念、道德判断和情绪体验，还构成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的意义载体。同时，民间叙事的发生、表演、接受与传播过程，始终伴随着讲述者与受众的现实投射、情感共鸣、价值传递与意义生产。从“讲故事”这一人类的古老行为入手，探讨情感与叙事的关系，将叙事行为置于人类情感表达与社会互动的原初语境中加以考察，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在对辽宁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中，笔者注意到讲述人在讲述同一个故事时，每一次的情感投入程度都会有所不同，情感投入的强弱与讲述效果之间具有非常明确的相关性。民间叙事研究的既有成果往往只关注情节单元、功能、母题等文本形式和主题、内容，情感叙事学的兴起则促使我们将情感作为一个重要变量，介入民间叙事的创编和接受机制研究当中，由此可以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情感是否对故事结构产生影响？情感和故事各要素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情感在口头演述的场域中如何成为推动叙事进程的隐性动力？
认知与情感研究的深化，不仅推动了情感叙事学的研究，也将开启情感故事学这一崭新领域。这一新的视角将情感视为故事研究中的重要变量，重新审视其在叙事结构与演述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一、情感何为：情感叙事学理论的当代互鉴
情感表达是文学表达的核心议题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在《伦理学》第三部分专门探讨了情感的起源和性质问题，他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身体和情感都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和自由，不受制于心灵。
情感在伦理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经典论述奠定了情感叙事学理论谱系的根基，情感叙事学是“情感转向”在文学和艺术学研究中的理论实践。国内的情感叙事学研究多集中在叙事策略或者情感表达方式的研究，在影视艺术研究中较为常见，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叙事研究，也主要是针对作品中所隐含的情感基调、情感类型等方面，其结合作家的创作动机和理念展开研究。国外的叙事学理论更多的是从认知的角度进行研究，强调读者接受，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认知与反应对叙事作品的影响，情感对文本结构的影响。从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看，情感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大体上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故事怎样表达作者和人物的情感；二是故事如何影响读者、观众或听众的情感；三是情感如何影响故事。
帕特里克·克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的《情感叙事学：故事的情感结构》（Afective Naratology: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the Stories，2011）是情感叙事学的奠基之作。
该书重点讨论了情感系统对故事结构的影响，以及情感创造故事的方式。霍根的“故事”指代一切叙事，认为故事是由情感系统塑造的，认知影响人的情感体验，从而形成不同的叙事内容，情节序列就是建立在因果基础上的编码行为，受到情感变化的推动，不同认知的编码行为会呈现明确的差异性和选择性。此外，霍根还从时间、事件、序列、类型、目标等方面分析了情感因素在其中发挥的影响，特别指出故事的发展与人物的偏好和目标追求有关，提出主要有两套偏好规则，首先是情感系统的幸福目标，即主人公寻求某个必须被广泛接受且不可替代的目标；其次，目标的解决路径有两种，一种是实现，一种是不可能实现，而所有的重要目标，都是幸福的激发条件。
霍根将“情感科学”引入叙事研究中，他的观点对民间叙事研究推动了新的理论生发。故事的结构不仅是功能、母题和序列，还有“情感”这一重要的维度。霍根对幸福原型理论的归纳为解释叙事模式的跨文化普遍性提供了可参考的框架。虽然这一框架对解释民间叙事的地方性和多样性并不完全适用，但为我们理解民间叙事在演述场域中的情感表达及其动态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探索路径。
民间叙事研究中的情感问题长期处于“非主流”的状态，其讨论往往嵌入故事主题和伦理问题的研究中，认为情感蕴含于故事主题与道德评判之中，从属于故事内容。国内民间文学界对情感问题的关注可追溯至顾颉刚的开创性研究。在对孟姜女传说的深入考察中，他敏锐地意识到故事的演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件故事，一定要先有了它的凭借的势力，才有发展的可能。所以与其说是这件故事中加入外来的分子，不如说从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上酝酿着这件故事的方式。”无论是捣衣寄远的诗歌，还是寻夫送衣的情节，都是建立在慨叹夫妻离别悲哀的情感基础上的“酝酿”，因为“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中有这类故事的需求，所以这类故事会得到凭借的势力而日益发展”。这一发现，首次将情感的“酝酿力”视为故事发生与发展的核心动力。
情感因素在民间叙事研究中往往作为叙事动机或者深层结构而受到关注。周福岩从“心理说”出发，对民间叙事的伦理特性与情感性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明珂在研究华夏边缘的民族起源神话时，提出了“历史心性”的概念，认为流传在川西岷江上游羌、藏族中的“弟兄祖先故事”，实际上是“历史心性”的产物，作为一种潜藏于叙事之中的“模式化的叙事倾向”，是典型的“根基历史”。施爱东探讨了“理想故事的游戏规则”，强调讲述者会在讲述中有自己的核心设定，如“危难之中的相互关心和帮助，可以温暖人心，融化隔阂，甚至超越种族和法律”,这种“超越种族和法律以及超越种族和年龄的关爱”成为理想故事的重要驱动力。
陈泳超提出传说叙事的动力机制，发现传说背后演述群体和个人的复杂性：“且不论地方民俗精英们的新近改编，即便是在当地长期自在传播的传说，也像多棱镜似的体现着演述者们的各种欲望、动机、观念、情感和策略，呈现的是一派‘喧哗与骚动’的景象。”
民间叙事中情感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也有学者给予了关注。施爱东对梁祝传说的研究为我们呈现了故事可能产生的多种结局，认为那些不符合民众心理诉求的结局会被淘汰，而淘汰标准主要就是民众情感的选择：“是否反映了民众普遍的审美理想或表达了他们的感情意愿”“是否具有情节发展的逻辑合理性”“是否能与传统的知识结构或地方性知识结构相兼容”。尽管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提及了情感因素在故事创编和接受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情感因素并未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得到研究，尚未被确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框架来阐释情感与叙事的互动关系。
要系统地研究民间叙事，应该明确民间叙事中的情感类型。人有七情六欲，斯宾诺莎将其分为快乐、痛苦、欲望这三种最基本的情感，由此派生出来48种情绪，如快乐、痛苦、惊异、爱、希望、恐惧、嫉妒等。民间叙事是一种古老的人类行为，它满足了族群生存与延续的需求、个体情感宣泄与表达的需求，以及教化需求、心理补偿需求等。需求决定了故事的接受，也决定了故事的创编，所以说，情感需求是民间叙事的本质特征之一。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马斯洛认为需求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自尊需求、认知需求、审美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人类的情感系统是复杂的，情感类型在民间叙事中往往并不以单一形式出现，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例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民众情感中的道德评判意识比较明显，民间叙事担负了明显的道德教化功能，善恶报应、是非分明的情感倾向占据了重要位置。
民间叙事中的情感并非静态，而是依据讲述情境的不同而变化着。例如，湖北故事家孙家香就具有这样的讲述习惯：“遇到狠的欺侮孬的（人），就讲孬的怎样把狠的搞赢；遇到伢子们对大人不好，就讲恶子遭雷打；遇到借东西不还，就讲还来生账；遇到学生逃学，就讲毛铁磨成针；遇到铺张浪费的，就讲大户人家变成讨米佬；遇到打架，就讲两个做生意的和好；遇到糟蹋粮食的，就讲讨米佬在茅司板子上捡饭吃⋯⋯”情感表达也与讲述人的人生经历有关，东北朝鲜族故事家金德顺一辈子颠沛流离，生活穷苦，受尽欺压，因此她最爱讲“穷人得好”的故事。辽宁故事家、“满族三老人”之一的佟凤乙幼时丧母，清贫度日，历经磨难，却最爱讲述神奇的幻想故事与幽默笑话。
情感系统具有复杂性和流动性，它不仅是叙事的内在动力，而且会随着语境的变化或者讲述人的经历以及受众群体的变化而变化。口头叙事本质上是交流的实践，讲述人在讲述中总是会带着明确的情感倾向与目的，试图与受众达成情感共鸣。
情感属性的个体性、群体性，决定了故事情感类型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并且必然受到民族、地域、时代、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笔者在研究满族民间长篇叙事文本“满族说部”时发现，复仇的情感是其最为显在的特征，复仇主题散见于各个说部文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说部是围绕着世代循环的复仇铺展开的浩瀚历史长卷。复仇是满族说部多重叙事主题中不容忽视的一条脉络。”满族说部故事中的“复仇主题既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也有不同时空下的差异呈现⋯⋯经历了从蛮野到文明、从狭隘到宽容、从一己之私到民族大义的历史演进”。
民间叙事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世世代代口耳相传，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其激起了受众的情感，在情感共鸣中实现了心理需求的满足。民间叙事的情感表达既有表层的直抒胸臆，品评褒贬，又有深层结构的暗流涌动，直接影响到情节设置，表层与深层的联动共同营造了演述场域中情感的表达与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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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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