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口头媒介为基础的艺术生产与表演实践，口头文学并不是文学发展的前史或边缘形态，而是与书面文学共同构成了整体文学图景。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理性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强化了书写在知识生产中的中心地位，学界长期以“文本中心”的视角理解口头文学，遮蔽了口头性与书写性在口头文学历史演化中彼此渗透、相互塑造的复杂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古典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等领域的学者持续推动口头诗学的理论建构，通过与书面文学的比较，逐步确立了口头文学自身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与劳里•航柯（Lauri Honko）等学者以史诗为例，根据其从创编到接受的不同特点将文本分成三类：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oral text），主要指那些仍在活态传承的各类口头创作，如我国的格萨尔史诗；源于口头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指曾经以口头形式流传存续，但没有活态传承至今而是以书面形式保存的文本，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指经过对口传文本及其他形态文本搜集整理，成为书面的口头文本，如芬兰的《卡勒瓦拉》。这些关于文本类型的关注与讨论对“建立口头诗学意义极为深远”。在口头文本的研究中，航柯认为口头程式理论对长篇语言文本的生成过程关注不足，未能解决“史诗创作之谜”。他提出，歌手头脑中存在一套“大脑文本”（mental text），对其创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航柯学术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极具争议性的概念。

“大脑文本”一词最早出现于1993年在芬兰举办的“丝绸之路沿线史诗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小型学术研讨会。该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是讨论史诗的文本化过程，即从歌手的大脑文本到可观察的演述以及到其书面化与传播的全过程。这一概念的正式界定首见于1996年《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上的《丝绸之路沿线的史诗：大脑文本、演述与书面编纂》（Epics along the Silk Roads: Mental Text, Performance, and Written Codification）一文。文章中，航柯将大脑文本界定为歌手头脑中的一种“预叙事（pre-narrative）”或“预文本框架（pre-textual frame）”。在演述创作中，其表现为一套在意识与无意识层面共同运作的、已经组织化的材料集合，主要包括文本因素和创编的通用法则。

随着田野认识的深化，特别是航柯对印度图鲁人西里史诗（Siri Epic）近十年的调查以及对口头传统文本化的持续研究，大脑文本的概念得到了更深入的阐释。航柯以古帕拉•奈卡（Gopala Naika）的演述实践为考察对象，发现其头脑中确实存在一套叙述结构与变化策略。他进一步明确了大脑文本的组成部分，具体如下：（1）故事线；（2）文本因素——如情节模式、史诗场景的画面、多形态等；（3）其通用的再现规则；（4）语境框架，如前在的演述记忆。但这并非传统知识的随意集合，而是就活跃曲目库中不同的史诗而言，已经被歌手个体内化、预设的一套要素。

相较于传统书面文学文本而言，大脑文本不局限于文字化或音声化的显性形式。航柯指出，大脑文本不仅包含显性的故事线与程式语句，也深植于歌手记忆中的心理意象（mental image）与意义单元。研究大脑文本不能只依靠可见的材料，也需要探究其内部的不可见层面。

将大脑文本置于史诗创编、演述、接受、文本化（编纂出版）的完整体系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创编演述的前置阶段，思维是其唯一载体，而演述是进入大脑文本框架的唯一途径。大脑文本以“史诗素材的发展演变、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以及新要素融入史诗框架的过程”为前提，根据不同表现形式与要求，被裁剪成不同的尺寸，为研究文本变异提供了切口。同时，航柯认为在编纂《卡勒瓦拉》的过程中，伦洛特也承担了类似“歌手”的角色。伦洛特在与不同地区的史诗语域持续互动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大脑文本，在不断变化中给整理工作增添意义和聚合力。

相较于歌手与受众共享的传统池，大脑文本主要是针对艺术生产环节提出的概念，指向歌手对传统的个体内化过程。受众虽也熟悉一些史诗的关键片段，但是其对大脑文本的掌控力远不如歌手。在文本化过程中，大脑文本介于传统池与具体演述之间的中介层。在认识论层面，航柯“首先将视角从各种吟游诗人的歌曲演述所体现的集体传统转向了个人演述者”，进一步丰富了对口头文学集体性与个体性的理解。他明确指出大脑文本是属于个体的，“永远不可能被多人共享，至少不可能完整地共享”。大脑文本的边界是灵活的，也是具有内在流动性的。以大脑文本的核心组成部分——故事线为例，歌手在演述生涯中会不断对其内容进行有意识地编辑。从史诗演述的接受角度看，“尽管每次演述可能存在差异，但能满足特定听众的需求。因为这个大脑文本随时可被压缩、扩展或以其他方式调整以适应情境，但这类文本并非由歌手代代相传。”不同的大脑文本反映了歌手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航柯反对将个体创作者的表达归为终极集体化源泉，特别是在史诗这类复杂体裁中，“绝不能割裂个体创作者与其大脑文本的联系。失去个体，叙事便失去凝聚力与文本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大脑文本的关注也就是对个体性的关注，是对歌手作为叙事主体的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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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邓子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