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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赵翼:廿二史札记·汉儒言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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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赵翼:廿二史札记·汉儒言灾异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
  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
  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徵。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
  至诗礼乐盛於商周,则已多详於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
  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
  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於暴秦,天理几於灭绝。
  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後,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後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
  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
  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
  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
  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
  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於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无复忌讳。
  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於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於貌也。」
  李寻谓:「日失其度,晻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於女谒(嫔妃之言);日出後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
  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徵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
  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
  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
  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
  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於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
  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孙宠、息夫躬等。
  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
  降及後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汉以後,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祇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涉。
  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鷁退飞、多麋、有蜮、 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
  
  然汉书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
  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馀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後(见眭、宏、寿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
  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於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
  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
  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於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後,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後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汉重日食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於天,灾孰大焉。」
  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
  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
  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
  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
  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
  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
  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
  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
  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
  刘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
  郑兴亦疏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今孟夏纯乾,阴气未作,其灾尤重。」
  马严亦疏言:「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徵。是阴盛陵阳之象也。」
  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
  盖皆圣贤绪论,期於修德弭灾,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不关人事也。
  
  汉诏多惧词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
  元帝诏曰:「元元(人民)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於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又诏曰:「朕晻於王道,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违,民心未得。」
  东汉明帝诏曰:「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若涉渊冰,而无舟楫。实赖有德,左右小子。」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时,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
  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栗,不敢荒宁(怠惰纵乐)。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岐山得铜器,诏曰:「今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曷为来哉?」
  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
  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於徵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辅助)阙政。」
  顺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忧瘁永叹,疢如疾首。」
  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灾异策免三公
  
  案周官三公之职,本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汉初犹重此说。
  陈平谓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遂万物之宜者也。」
  丙吉问牛喘,以为:「三公调和阴阳,今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因暑而喘,则时节失气,有所伤害。」
  魏相亦奏:「臣备位宰相,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
  是汉时三公官,犹知以调和阴阳,引为己职。因而遇有灾异,遂有策免三公之制。
  徐防传:「防为太尉,与张禹参录尚书事。後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策免,自防始也。」(防传)。然薛宣为丞相,成帝册曰:「灾异数见,比岁不登,百姓饥馑,盗贼并兴,君为丞相,无以帅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绶罢归。」是防之先,已有此制。
  如淳汉书注,谓:「天文大变,天下大祸,则使侍中以上尊养牛赐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即日自杀。」则并有不止策免者矣。
  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
  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无光。丞相于定国,自劾归侯印,乞骸骨。
  明帝永平十三年,日蚀,三公免冠自劾是也。
  盖西汉三公之官,无所不统。
  观安帝诏谓:「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谓:「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此虽东汉之诏,而职任实自西京。可见选用牧守,举劾奸邪,皆三公之责。
  朱浮传:「汉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职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实,然後黜退。」
  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举不法者。如鲍宣为冀州牧,司直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置吏。
  又王商为丞相,有琅邪太守杨彤,其郡有灾十四以上。商部属案实,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见西汉三公之任也。
  自光武躬亲吏事,三府任轻,机事转委尚书(陈忠传)。
  其刺史劾二千石,亦不复下三公,而权归刺举之吏。故朱浮谓:「帝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谓尚书之平,决於百石之吏。」(浮传)。
  自和、安以後,女后临朝,外戚辅政,三公之任益轻。
  如邓彪年老,窦太后兄宪,以其柔和易制,让彪为太傅录尚书事。而宪实握事权,有所施为,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是录尚书者,且听命於戚臣矣。
  三公之轻如此,而策免三公,则沿为故事,此实非事理之平。
  故陈忠以为非国体。而仲长统谓:「光武虽置三公,权归台阁(谓尚书也),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如韩歆、欧阳歙、戴涉等先後为司徒,皆坐事死)
  以後则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及至灾异屡见,反以策让三公,至於死免。
  往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此两汉三公,轻重不同之大概也。
  
两汉多凤凰

两汉多凤凰,而最多者,西汉则宣帝之世,东汉则章帝之世。本纪所载:
本始元年五月,凤凰集胶东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邱、淳于。
地节二年夏,凤凰集鲁郡,群鸟从之。
元康元年,凤凰集泰山。二年三月,凤凰又集。三年神爵数集雍。又五色鸟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四年,神爵五采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等处。乃改元神爵。
神爵二年,凤凰集京师,群鸟从之者万数。四年,凤凰又集京师,又集杜陵者十一。
五凤三年,鸾凤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地,文章五采,留十馀刻。
甘露三年,凤凰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凰立,以万数。
此宣帝时事也。
元和二年,凤凰集肥城。三年,告岱宗,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过宫屋。五年,诏曰:「乃者(前次),凤凰、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又诏:「凤凰所见亭部,无出今年租。先见者,赐帛十匹,近者三匹。」
此章帝时事也。
案宣帝当武帝用兵劳扰之後。昭帝以来,与民休息,天下和乐。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肃清,太平日久。故宜皆有此瑞。然抑何凤凰之多耶?观宣帝纪年,以神爵、五凤、黄龙等为号。章帝亦诏曰:「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似亦明其得意者。得无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会其事耶?
案宣帝时,黄霸守颍川,颍川凤凰尤数见。後霸入为丞相,会有鶡雀自京兆尹张敞舍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爵,欲奏闻,後知从敞舍来,乃止。当日所谓凤凰者,毋乃亦鶡雀之类耶?
又东汉桓帝时,济阴言有五色大鸟,见於已氏。灵帝时,河南言凤凰见新城。以衰乱之朝,而凤凰犹见,可知郡国所奏符瑞,皆未必得实也。

光武信谶书

谶纬起於西汉之末。
张衡著论曰:「汉以来,并无谶书。刘向父子领校秘书,尚无谶录,则知起於哀、平之际也。」(汉书路温舒传「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期。乃上封事以预戒。」温舒系昭帝时人,则又在哀、平之前。)
案樊英传,有「河洛七纬。」章怀注曰「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篇也;书纬琁机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氾历枢,含神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徵、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斗图徵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包,说题辞也。」
此等本属不经,然是时实有徵验不爽者。
杨春卿善图谶,临死,戒其子统曰:「吾绨囊中有祖传秘记,为汉家用。」(杨厚传)
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贺良上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授命,故改号曰「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其後果篡於王莽而光武中兴。(汉书李寻传:成帝时有甘忠可者。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当再受命,以其术授夏贺良等。刘向奏其妖妄,甘忠可下狱死。贺良等又私相传授。)
又光武微时,与邓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学谶云:「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耶。」(刘歆以谶文欲应之,故改名秀。)光武戏曰:「安知非仆?」(晨传)
西门君惠曰:「刘氏当复兴,国师姓名是也。」(王莽传)
李通素闻其父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故通与光武深相结。(通传)
其後破王郎,降铜马,群臣方劝进,适有旧同学彊华者,自长安奉赤伏符来,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以为受命之符,乃即位於鄗南。
是谶记所说,实於光武有徵。故光武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
方议选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卫作元武。」帝以野王县本卫地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本安阳人,名姓地名俱合,遂拜梁为大司空。(梁传)
又以谶文有「孙咸征狄」之语,乃以平狄将军孙咸为大司马。(景丹传及东观汉记)此据谶书以用人也。
因河图有「赤九会昌」之文,光武於高祖为第九世,故其祀太庙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帝则祭於长安。(本纪)会议灵台处所,众议不定,光武曰:「吾以谶决之。」此据谶书以立政也。
且廷臣中有信谶者,则登用之。贾逵欲尊左氏传,乃奏曰:「五经皆无证图谶以刘氏为尧後者,惟左氏有明文。」(左传: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学扰龙,范氏其後也。范归晋後,其处者皆为刘氏。)由是左氏传遂得选高才生习。(逵传)
其不信谶者,则贬黜随之。帝以尹敏博学,使校图谶,令蠲去崔发为王莽著录者。敏曰:「谶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恐疑误後生。」帝不听,敏乃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君无口为尹)帝诏敏诘之,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故学为之耳。」帝深非之。(敏传)
桓谭对帝言:「臣不读谶书。」且极论谶书之非经。帝大怒,以为非圣无法,欲斩之。(谭传)
帝又语郑兴,欲以谶断郊祀,兴曰:「臣不学谶。」帝怒曰:「卿非之耶?」兴诡词对曰:「臣於书有所不学,而无所非也。」兴数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谶,终不任用。(兴传)
是光武之信谶书,几等於圣经贤传,不敢有一字致疑矣。独是王莽、公孙述亦矫用符命。
莽以哀章献金匮图有王寻姓名,故使寻将兵讨昆阳,迄於败灭。
莽又以刘伯升起兵,乃诡说符命,引易曰:「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以为莽者,御名也。升者,伯升也。高陵者,高陵侯翟义也。义先起兵被杀,谓义与伯升伏戎於新皇帝之世,终灭不兴也。
又案金匮,辅臣皆封拜。有王兴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儿。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馀人,而二人容貌应卜相,遂登用之,以示神焉。
公孙述亦引谶记,谓「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世而绝,一姓不得再兴也。又引籙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
光武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耶?王莽何足效乎?」则光武亦明知谶书之不足信矣。何以明知之而又深好之,岂以莽、述之谶书多伪,而光武所得者独真耶?
同时有新城蛮贼张满反,祭天地,自云当王,为祭遵所擒,乃叹曰:「谶文误我。」遂斩之。(遵传)
又真定王刘扬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後,瘿扬为主。」扬病瘿(颈瘤),欲以惑众,为耿纯所诛。(纯传)
是当时所谓图谶者,自夏贺良等,实有占验外,其馀类多穿凿附会,以惑世而长乱。乃人主既信之,而士大夫亦多有留意其术者。
朱浮自言:「臣幸得与讲图谶。」(浮传)
苏竟与刘龚书曰:「孔子秘经,为汉赤制,元包幽室,文隐事明,火德承尧,虽昧必亮。」(竟传)
郑康成戒子亦自言:「睹秘书纬术之奥。」(康成传)
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范蔚宗曰:「世主以此论学,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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