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学术伦理讨论的帖子，很有意思。
对所有进行社会调查，与人打交道的学者来说，都是一记响亮的棒喝，因为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类似的伦理困境。
从个人层面上，挺同情冯军旗目前的处境。估计这种站在学术，媒体讨论风口浪尖上的情形，不是他的初衷，也非他所希望。
从学术运作规则的角度看，基本上同意蜜三刀的观点。认同《中县干部》这项研究有悖于学术伦理这一看法。
虽然关于被研究对象真实身份的技术化处理符合常规，但是正如事情发展的那样，找到原型不难，更何况冯把他挂职的联系介绍人都“供”出来了。对当事人的工作生活肯定会有影响的，尤其在如今这“运动”的形势下。况且，对当事人在情感上的伤害，无法弥补。信任原本就是稀缺资源，让人如何再信任外来人。
哈佛的人类学家Arthur Kleinman写了一本心理人类学的通俗读物，书名是What really matters，讲了几个在他那里接受心理治疗者的故事，对他们的心理状态进行分析，其中也有经历过文革创伤的中国人。作者在前言里提到，他把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故事，组合在一个人身上，以避免当事人的真实身份被确认出来，但是这种组合是符合心理逻辑的。
如果冯军旗的这项研究的价值，仅在于发现一个县里干部的选拨任命基本上基于亲属关系，地方权力被少数家族所掌控，这不应该是个惊人的发现。如果社会学系的博士答辩委员们和媒体界真对此感到意外的话，那只能说明他们或者离社会现实太远了，或者是装外宾演过份了。
如果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用数据证实了一个常识，那么就可以说：一是社会学把自身的份量看轻了；二是让一个博士生来承担这个任务，是严重的用人不当，导师难辞其咎。“反腐”的角度本来就是政府治理的角度，不是社会学分析的视角。这应该由政府的调研部门专职调研人员来做，公布结论即可，不必向大范围公众展示详细材料和论证过程。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应该不受制于学术机构的评估标准。正如那些研究文物鉴定技术的顶级专家，也在科研评估体制之外，不必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方法过程和结果。再说，去回答是否有“政治家族”这个问题，从组织部调人事档案来分析就一目了然了。
至于除了资料以外，这个分析还达到了怎样的深度，没有看到那二十五万字，不好评价。不过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是作者如何对自己的“县长助理”这个“大官”的身份进行反思性关照，并在此基础上解读收集到的材料。如果把自己的身份看成“卧底”成功，把160人的访谈资料看作是“真实的”，那就没太大的意思。
希望这场学术－媒体讨论不会产生将基层干部“污名化”的效果。民意很容易痛恨自己身边的腐败，相信上面有青天，所谓的“上面来的好政策，到下面就走样了”，似乎一部好经，被基层干部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如果底层民众与基层干部之间产生总体性对峙的话，底层的社会秩序难以维持。百姓如何不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