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族群问题感兴趣了,关于第一次的调查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于1990年发表在《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期刊上。其实这也不是我的第一篇关于族群问题的文章,在这之前我还有一篇关于彝族的亲属称谓和族群的文章,收在乔健编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认同》(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 in China)一书里,这两篇文章开始涉及到族群的问题。从那时开始,我除了做田野调查和写文章之外,与中国同仁们的交流也逐渐走向深入。我记得从攀枝花回来后,1988年我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院、川大三个地方做了讲座,开始把我的这些想法和中国的同行们进行交流。在80年代时,我和中国同行们之间的立场还是相隔很远,而且彼此不太了解。但是我也认为中国的同事们——比如像李绍明老师他们也可以确认我这个想法,中国的同事们了解我比我了解他们要多一些,比如李老师就很了解我的立场,但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了解他。那时西方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民族学界受到了摩尔根、斯大林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作为一个比较僵化的框架把那些横向的和纵向的东西都框在里面了。横向的框架就是一个个民族经过民族识别之后就成为了56个民族,我们认为这是有些简单化了。按照人们的经验,这些所谓的彝族支系之间有什么关系?关系当然是有的,历史上的关系也是有的,但是那时我认为,只有精英和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或者进入了民族学界,或者进入了民族工作的那些人才会有这样的认同,而一般的老百姓,他只知道他的语言,他的习俗跟汉人和其他民族是不一样的,只有读过书,才能从课本里知道中国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是怎么样的情况,自己是什么民族等等。他可以从课本里面认识和接受这个认同,但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我们认为中国的民族学界有些僵化,比如他们认为这个民族是很早就存在的,一直没有变,而且民族之间的界线是很容易划分的,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的民族学者做过很多田野,其实他们知道严格划分民族界线是比较难的,也是比较有跨越性的,但是在公开场合谈这些问题有点危险,因为这是违背国家的政策的。不过从那时候到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当然除了民族学界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他们发表文章的自由、发言的自由都扩大了很多。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点,几年之后才发现,中国的学者早就不是很严格地按照摩尔根的、斯大林的模式来思考问题,所以现在有一些学者,包括彭文斌先生,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刚毕业的那个研究生叫托马斯·穆兰尼(Tom Mullaney),他们开始重新考察民族识别的过程,探寻在西南地区的边疆政治、少数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过程当中,民族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从那个时候起我认为,我们要把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懂很多问题,政治、政策、学术,还有田野等都是交织在一起的,都在一个过程当中,是历史上的那些变迁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局面。那时我对中国学界的这些复杂的过程是不太了解的。
郝瑞:这个学术委员会只存在了非常短的时间,它做的唯一的一个项目就是邀请了一些中国的访问学者到美国来。这个项目现在扩大了,有人来这里做一些关于彝族古籍的翻译工作,美国大学收藏了不少毕摩的经书,我们现在请的人就是做这些经书的翻译,所以这个委员会实质上也还是存在,只是现在参与的老师比较少,经费也很少。但在那个时候,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不限于民族学界,还有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学科,主持项目的主要是美国人,这里面有很多人与美国政府有一种半官方性的关系。所以1993和1994年我在这个委员会的支持下去了彝族地区,跟彝族的同仁们开始建立了比较长期的合作关系。1993年我在凉山待了3个月,1994年又待了3个月,那个时候我的课题已经是民族关系和民族认同了。我选了一些点,有盐源县、喜德县、冕宁县,攀枝花也去了,还选了一些民族杂居的点,同一些民族聚居的点来做比较研究。那时我最浓厚的兴趣就是民族认同与学术话语的关系,这个兴趣从90年代一直延续到2001年我那本书《西南的族群之路》(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的出版。这本书的一部分有中文翻译,在曲木铁西和巴莫阿依翻译的中文论文集里,他们直接从书的初稿里抽出第五章来翻译的,只翻译了关于凉山的那部分,其他关于云南的普米,还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的部分他们都没有翻译,前面的理论部分也没有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