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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 白克仰] 哈尼学研究的历史与前途 [打印本页]

作者: 代启福 时间: 2009-3-27 09:20 标题: [ 白克仰] 哈尼学研究的历史与前途

                     哈尼学研究的历史与前途
                                    作者：白克仰 2007-09-06
               （云南红河州民族研究所红河哈尼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云南·蒙自 661100）

摘要：哈尼学是以哈尼族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具体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今已初步形成了一门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哈尼族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哈尼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徘徊阶段、恢复发展阶段。本文介绍了哈尼学研究的状况：哈尼学研究的历程，研究成果，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及其学术研讨与交流的相关情况；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探讨了今后哈尼学研究的前途问题。

关键词：哈尼学；研究；历史；前途
Research into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Hani-study

Bai Ke-yang

(Honghe n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 Honghe international Hani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 Jianshui 654300, Yunnan.)

Abstract:The key research object of Hani-study is the culture of Hani people . It has been making its research since the end of 1940s , and now , with some of center dimension and system , it initially becomes a mixture subject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bout Hani people . Until now the research of Hani-study consistes of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 the beginning period , hesitate period and re-development period . The author not on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 achievements / institution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learned societies of Hani-study, but points out some drawbacks of the research and inquires into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for the fulture.

Key words: Hani-study; research; status quo; development problem
　　一
　　国内外哈尼族约185万人。其中国内143.9万人〔1〕，国外约32万人。中国哈尼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红河、绿春、金平等县，思茅市的江城、普洱、澜沧、景东、镇沅、思茅、墨江等市县，玉溪市的元江、新平、峨山、易门等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景洪、勐腊等县，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及昆明市的禄劝县。国外哈尼族主要居住在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国。
　　哈尼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之一。较早时期的汉文古籍文献如《尚书》、《新唐书·南蛮传》、〔元〕《元史·世祖本本纪》、《元史·地理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云南志略》、〔明天启〕《滇志》卷三十、〔清〕《嶍峨县志》、〔康熙〕《永昌府志》、〔雍正〕《云南通志》、〔雍正〕《临安府志》、〔乾隆〕《景东直隶厅志》、〔乾隆〕《开化府志》、〔道光〕《元江州志》、〔道光〕《续修蒙自志》等都对哈尼族作了有关记载。具有坚韧性格的哈尼族历经长期动荡迁徙，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如今所居住的地域，顽强地生存、繁衍和发展。新中国诞生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哈尼族摆脱了悲惨的命运，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
　　国内哈尼学研究以中国境内哈尼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兼有对东南亚各国哈尼族/阿卡的研究，涉及哈尼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字、意识形态等具有哈尼族民族特征和地方特色的文化。
　　半个多世纪的哈尼族文化研究，成果可观，令人欣慰。哈尼族文化研究最早发轫于语言学，继而对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学等领域进行开创性的挖掘和研究。研究比较深入，成果较为丰硕的，当属历史学科、民俗学科、文学艺术学科及宗教学科。哈尼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它是哈尼族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是1949年到1979年，这是哈尼族文化研究的徘徊阶段；第三阶段，即1979年到2002年，这是哈尼族文化研究的恢复发展阶段。
　　在起步阶段，汉族学者相继进入哈尼族地区，对哈尼族的语言、宗教、服饰、风俗习惯等进行调查研究。袁家骅的《窝尼语音系》〔2〕、《峨山窝尼语初探》〔3〕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开了国内哈尼族文化研究之先河，为哈尼族文化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徘徊阶段，考古、历史、语言学科的研究成就较为突出。以高华年的《杨武哈尼语初探》[4]；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和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工委编的《哈汉对照小辞典》〔5〕；胡坦、戴庆厦的《哈尼语元音的松紧》〔6〕；方国瑜的《哈尼族历史简介》〔7〕；《祖国兄弟民族：哈尼族》〔8〕；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哈尼族简志合编（初稿）》（1964年油印本）等为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志。此外，在这一时期，美国学者保罗；胡坦、戴庆厦的《哈尼语元音的松紧》〔6〕；方国瑜的《哈尼族历史简介》〔7〕；《祖国兄弟民族：哈尼族》〔8〕；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哈尼族简志合编（初稿）》（1964年油印本）等为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志。此外，在这一时期，美国学者保罗·刘易斯先生和瑞典学者隆德大学的汉森教授，对泰国哈尼族（阿卡人）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20世纪“文革”期间，国内哈尼族文化研究基本停止。
　　在恢复发展阶段，哈尼族文化研究得到较快发展。文学艺术、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等诸多学科是这个阶段哈尼族文化研究的主攻方向。哈尼族中陆续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本民族学者在《民族调查研究》、《研究集刊》、《民俗学》、《民族社会学》、《思想战线》、《民族艺术研究》、《民族研究》、《民间文学论坛》、《民俗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文》、《世界宗教研究》、《民族译丛》、《云南社会科学》等数十种国内高层次的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哈尼族文化研究的学术文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单一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纷纷问世。伴随哈尼族学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哈尼学应运而生，并相继建立了有关哈尼学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红河州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哈尼学研究所、云南民族学会哈尼学研究委员会、红河州哈尼学学会、红河哈尼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墨江县哈尼学研究所等。哈尼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创办了自己刊物，如红河州哈尼学学会的《哈尼学研究》、《梯田文化》、云南民族学会哈尼学研究委员会的《哈尼族文化论丛》、中央民族大学哈尼学研究所的《中国哈尼学》及红河州民族研究所的《红河民族研究》。哈尼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成立，促进了哈尼族文化研究各学科之间的沟通与渗透，推动了哈尼学研究队伍的成长和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
　　恢复发展时期，哈尼族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族源和族称方面，以汉族学者孙官生和彝族学者方开荣为代表的“土著说”[9]，根据部分哈尼族民间传说和出土文物，认为哈尼族先民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红河流域，是地道的云南红河流域土著民族。以哈尼族学者史军超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融合说”[10]，认为哈尼族是由青藏高原南下的北方游牧部落，与云南高原北上的南方稻作民族——夷越融合而成的新型稻作农耕民族。以史学界为代表的“北来说”[11]，结论是哈尼族先民为我国古代青藏高原氐羌族群遗裔。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最终成果主要体现在若干年以后出版的《哈尼族简史》[12]和《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13]。前者标志着哈尼族从此有了反映自己历史的著作，后者为哈尼族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资料依据。《红河州文史资料》（第1－6辑）和《元阳县文史资料》均挖掘了许多关于红河州哈尼族社会历史方面较有价值的史料，格朗菲尔德著、刘彭陶译的《泰国密林中的游迁者－阿卡人》[14]以见闻录的形式介绍了泰国的哈尼族阿卡人。
　　哈尼族语言的调查与哈尼文的创造，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调查队在中国哈尼族聚居区的语言进行广泛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把哈尼语划分为哈雅、碧卡、豪白三个方言。并在大量的语言学调查资料基础上，1957年制定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哈尼文字方案》（草案），后几经讨论，报国家民委批准试行。在调查研究、创制文字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有关哈尼语文书籍。如红河州民委编写的《哈尼汉词汇对照》、李永燧、王尔松编写的《哈尼语简志》；王尔松的《哈尼文》；李永燧的《哈尼语语法》；哈葵、李泽然的《汉哈会话》；戴庆夏、段贶乐的《哈尼语概论》[15]；李泽然的《哈尼语研究》[16]；戴庆厦等的《汉哈词典》[17]等。哈尼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直接带动了哈尼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并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哈尼族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其他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
　　哈尼族父子连名制调查研究以毛佑全的《哈尼族的父子连名制》[18]、王清华的《哈尼族父子连名制族谱系试探》[19]、杨叔孔、王清华的《哈尼族摩匹“师徒连名制”试探》[20]、毛佑全的《哈尼族父子连名制新探》[21]等为代表作。
　　哈尼族土司制度始于唐南诏时期，解体于新中国建立。关于这方面调查研究多见于云南各地文史资料选辑以及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明清云南土司通纂》里。
　　哈尼族大多从事山区农业生产，以农产品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少量手工业、畜牧业、狩猎、采集、贸易等，社会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以耕种梯田台地著称于世，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哈尼族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王清华的《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李期博主编的《哈尼族梯田文化论集》、白玉宝的《红河水系田野考察实录》、毛佑全的《哈尼族原始分配方式》等。
　　哲学方面，以白玉宝的《哈尼族生死观浅析》、《哈尼族哲学思想探索》；白玉宝、王学慧的《哈尼族天道人生与文化源流》；李少军的《哈尼族传统世界观探析》[22]等为研究的主要代表作。
　　哈尼族原始宗教调查研究的成果有为则的《哈尼族自然宗教形态研究》、李克忠的《寨神－哈尼族文化实证研究》、毛佑全的《哈尼族原始图腾及其族称》、宋恩常的《哈尼族宗教信仰的几个侧面》、李期博的《哈尼族原始宗教探析》等。
　　哈尼族民间文学浩如烟海，内容丰富多彩，搜集整理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哈尼族文学简介》；《哈尼族民间故事》；《哈尼阿培聪坡坡》；《哈尼族民间故事选》；《十二奴局》；《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斯批黑遮》；《哈尼求福歌》；《哈尼族礼仪习俗歌》；《哈尼族古歌》；《都玛简收》等。
　　哈尼族学者史军超的《哈尼族文学史》，系统介绍了以哈尼族民间文学为主的哈尼族文学。
　　从大文化视角着眼研究的著作有：毛佑全的《哈尼族文化初探》、孙官生的《古老、神奇、博大——哈尼族文化探源》、王尔松的《哈尼族文化研究》、史军超主编的《哈尼族文化大观》、李期博主编的《哈尼族梯田文化论集》以及雷兵的《哈尼族文化史》等。
　　哈尼族音乐以其古朴细腻的艺术特色吸引了大批专家和学者。主要研究成果有：李元庆的《哈尼族哈巴》、《中国红河哈尼族民歌》、《哈尼族音乐史》；白学光的《哈尼族哭嫁歌探析》、《哈尼族丧葬音乐初探》、《红河哈尼民歌》等。
　　作为哈尼族民间传统舞蹈研究成果的《哈尼族民间舞蹈》系统介绍了哈尼族的民间传统舞蹈，有助于人们了解哈尼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为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提供了大量而宝贵的研究资料。
　　天文历法研究方面，有毛佑全的《哈尼族的历法和节日》，李维宝等的《哈尼族历法探源》，杨万智的《哈尼族历法的历史演变》，王尔松的《哈尼族的哈尼族纪年与节日》，从不同角度探讨并得出结论：哈尼族创造并使用十月历的历史相当久远；十月历是哈尼族历法之源，而农历十二月历是哈尼族历法之流；哈尼族创造并使用十二月历是受到汉族农历即阴历影响之结果。同时，哈尼族的十二生肖纪日也是对汉族历法的吸纳和改造。
　　毛佑全、杨万智、杨晓以及李期博等学者不仅对哈尼族服饰材料、色彩、款型、制作工艺等方面的特点进行了研究，而且探索了服饰蕴涵的民俗意义和民族审美心理，揭示了历史变迁、地理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对哈尼族服饰的深刻影响。
　　哈尼族饮食文化也别具特色，但对其研究尚不够深入和系统。主要著作有卢志学的《元阳哈尼族饮食考》、龙倮贵的《哈尼族传统饮食习俗浅述》、史军超的《哈尼族与白濮民族茶事丛谈》等。
　　哈尼族婚姻研究著作有宋恩常的《哈尼族婚姻习俗》、涂石的《“不愿出嫁的姑娘”与哈尼族婚姻遗俗》、毛佑全的《奕车人“不落夫家”婚俗简介》以及《哈尼族抢婚习俗》。
生育和丧葬习俗研究成果主要有毛佑全的《哈尼族生葬志》和《哈尼族生育、丧葬礼俗的调查》，邓启耀的《金平哈尼族葬礼换装意义》以及白玉宝《哈尼族葬式浅析》等。
　　除上述有关专著和论文集以外，八十年代以来在哈尼族聚居的有关地、州、县（市）民委、文化局、志书编纂办公室编写出版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民族志》、《县志》、《民族风情》、《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以及正式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中国民族》、《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等史志和刊物中也大量收进了研究介绍哈尼族文化的文章。

二

　　在国内外有关学者的积极推动下，哈尼族文化研讨逐步成为国际性的重要活动，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国际哈尼/阿卡文化学术讨论会，哈尼文化在研讨交流中得到发扬光大。
　　首届于1993年2月28日至3月5日在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召开。讨论会由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和红河州民族研究所主办。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日本、波兰、泰国、老挝、中国台北以及大陆的130多名学者前来参会，一共收到了中外学者提交的近一百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涉及到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宗教学、哲学、文艺等诸多学科领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哈尼文化。会议向世界展示了哈尼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系和内涵，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会议为进一步研究哈尼文化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二届于1996年5月12日至18日在泰国清迈、清莱召开。与会的有中国、缅甸和泰国的三十位哈尼/阿卡学者以及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荷兰、瑞典、新西兰、俄罗斯和德国的15名学者。会议的主题是：湄公河区域（MAE KHONG QUADRANGLE）的哈尼/阿卡继承和发展先民创下的业绩及生态、文化资源。五个议题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传统医药知识；妇女的社会地位及作用；未来的民间（非正规）教育；哈尼/阿卡的家谱及现代祭祖。
　　第三届于1999年12月29日至2000年1月5日，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召开。来自中国、泰国、缅甸、美国、荷兰、瑞典、波兰、德国等十五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180位学者和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106篇论文。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哈尼/阿卡保护生态环境的传统及可持续发展；哈尼/阿卡的传统教育与正规教育对民族素质的影响；哈尼/阿卡的历史与文化；哈尼/阿卡妇女儿童教育；国际交往对哈尼/阿卡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发展前景；相邻文化对哈尼/阿卡文化的影响及发展前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哈尼/阿卡语言、文字及风俗习惯比较研究等七个方面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四届于2002年12月3日至7日，在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召开。来自中国、泰国、缅甸、美国、荷兰、瑞典、波兰等十三个国家的200多位学者和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158篇论文，22位学者作了大会专题发言，79位与会者作了小组专题发言。会议的主题是：哈尼/阿卡传统文化知识研究、保护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会议分五个专题进行交流和探讨：梯田与山地农耕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传统文化、教育及其保护、应用与发展；哈尼/阿卡地区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哈尼/阿卡民间人士口头论坛。与以往不同的是从泰国、中国民间邀请了精通哈尼族历史文化的民间人士进行民间口头论坛。“哈尼梯田与山地农耕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课题。与会学者指出：红河哈尼梯田属于亚热带山地农耕民族的生态农业典型代表，具有全球性的保护价值。由于其所处的环境条件、文化基础和地理分布的不同，在农耕科技、民族文化、人居环境、景观艺术等方面独具特色，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第五届于2006年4月在思茅市墨江县召开。

三

　　哈尼学研究起步较晚，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在起步阶段本民族缺乏研究人才，只有个别汉族学者初步调研滇中哈尼族地区语言情况。在“文革”期间，国内哈尼族文化研究几乎完全停止。恢复发展时期虽然哈尼学研究有许多发展，并且本民族学者逐步成长起来，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但哈尼学与藏学、蒙学、彝学及纳西族文化研究等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

　目前，哈尼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研究缺乏系统性。没有对哈尼文化的各个领域展开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从目前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情况看，研究对象以语言文字、民间文学、民俗、宗教等方面的居多，哲学、历史、经济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偏少。在研究过程中，实地调查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手资料不多。学术观点和结论以点代面、以支系个性代替民族共性的情况较为突出。
　　——研究缺乏统一计划和行动。某些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社团也曾对研究进行计划和组织，并取得一些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但学者们的研究仍然基本处于自发和无组织状态。
　　——研究机构组织之间缺乏联络合作机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央民族大学哈尼学研究所，云南民族学会哈尼学研究委员会、红河哈尼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河州哈尼学学会、墨江哈尼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相互之间没有建立合作联络机制，尚未形成合力，统一对哈尼学研究给以统筹考虑。
　　——学术研讨交流活动较少。从1993年以来已经召开了四次国际哈尼/阿卡文化学术讨论会，但因会议经费和规模等方面的局限，很多学者未能如愿参加。至今还未组织过国内哈尼文化学术交流研讨会。干部、专家学者、民间文化传承人之间学术交流和思想沟通不够。一些学者在学术观点上孤芳自赏的情况仍然存在。
　　未来的哈尼学研究机遇与挑战并存，任重而道远。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科学发展观，重视民族文化事业；一批能把对国家负责和对本民族人民负责有机统一的哈尼族领导干部，高瞻远瞩，积极关注和支持哈尼学研究；专家学者和民间文化传承人以苦为甘，为哈尼文化事业辛勤劳动，默默奉献，这些都是今后哈尼学研究赖以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同时，哈尼学研究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哈尼族口碑古籍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正在急速流失；在开放条件下，哈尼族传统文化获得了走向外部世界、吸收先进文化营养的机遇，同时也遭受外来文化病毒的毒害和侵蚀；哈尼学研究的物质条件保障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各民族在文化发展上争取国家行政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等等。从宏观考虑，哈尼学研究的发展和前途在于坚持这样一条发展思路：争取条件，加强合作，统筹研究，打造品牌。
　　争取条件，就是争取党和政府对哈尼学研究的更多重视和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实行平等、团结、进步的民族政策，各少数民族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照顾，哈尼族也不例外。一个没有传统文字的民族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离不开社会制度和政府的支撑。目前，哈尼族在总体上处于后进状态，按照民族政策要求，后进民族应当得到政府更多的帮助。但这种帮助绝非完全处于被动，需要哈尼族自身多方努力，反映情况，让政府更多了解哈尼族发展滞后的现状。哈尼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根本原因在于物质条件短缺。哈尼学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必然予以肯定和重视。但哈尼族自身更要努力争取党和政府的更多了解和支持，争取哈尼学研究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加强合作，就是强化哈尼文化研究的各种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建立运转灵便、具有协调指挥机制的哈尼学研究协调机构。哈尼学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仅靠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或一个组织来实施完成。只有加强合作，才能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创成果。
　　在建立协调机构和合作机制之后，应着手对哈尼学研究进行统筹：统一制定研究规划方案，确定主攻方向，明确方法步骤，加以付诸实施。如上所述，哈尼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哈尼族文化的许多领域和层面还未被研究涉猎，已有的研究也欠缺深入、系统和全面。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绝不可能离开文化而生存和发展。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置身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文化产品的规模和质量。哈尼族必须拥有能基本反映本民族文化面貌的规模质量兼备的大牌文化研究产品。纳西族已经拥有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目录的百卷《纳西东巴古籍译著集》。彝族即将完成出版51卷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正在编写《中国彝族通史》；已规划投资一千多万元资金编写出版百卷彝文文献，今年开始启动。　　　　哈尼学研究如果永远各自为政，永远零敲碎打，就永远也不能形成合力，生产出具有品牌效应和长久生命力的研究产品。研究成果的零碎松散，必定有害于哈尼族文化内聚力的构建。为此，哈尼学研究的协调机构应统一制定一个能够全面覆盖和探究哈尼文化的切实可行的研究规划，发挥各方优势，统一组织研究力量，明确责任分工，逐步加以实施，最终打造出哈尼学研究的系列产品、大牌产品。
　　有党和政府的关心重视，有各地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哈尼学研究的前途就一定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
〔2〕袁家骅：《窝尼语音系》，载《学原》1948年第1卷第11期。
〔3〕袁家骅：《峨山窝尼语初探》，载《学原》1948年第1卷第1期。
〔4〕高华年：《杨武哈尼语初探》，载《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5〕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和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工委编：《哈汉对照小词典》，云南民族出版社，1959年版。
〔6〕胡坦、戴庆厦：《哈尼语元音的松紧》，载《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
〔7〕方国瑜：《哈尼族历史简介》，载《云南日报》1957年。
〔8〕方国瑜：《祖国兄弟民族：哈尼族》，载《内蒙古日报》1957年。
〔9〕见孙官生：《从传说与历史看哈尼族族源》，载《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详见方开荣《哈尼族源之我见》，载《首届哈尼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97年版。
〔10〕见史军超：《夷越文化的辐射－从傣语族系与哈尼族文化渊源出发》，载《红河群众文化》（内刊），1988年第2期；《滨海文化与高原文化的嫡裔－哈尼族迁徙史诗研究》，载《边疆文化论丛》1988年第1辑。
〔11〕主要载《哈尼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大多数哈尼学者都支持此观点。
〔12〕《哈尼族简史》（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14〕格朗菲尔德著，刘彭陶译：《泰国密林中的游迁者－阿卡人》，载《民族研究译丛》1993年第5辑。
〔15〕戴庆厦、段贶乐：《哈尼语概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16〕李泽然：《哈尼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17〕戴庆厦等编：《汉哈词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8〕毛佑全：《哈尼族的父子连名制》，载《民族文化》1982年第4期。
〔19〕王清华：《哈尼族父子连名制族谱系浅探》，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20〕杨叔孔、王清华：《哈尼族摩匹“师徒连名制”试探》，载《民族学与现代化》1987年第2期。
〔21〕毛佑全：《哈尼族父子连名制新探》，载《民族学与现代化》1987年第4期。
〔22〕李少军：《哈尼族传统世界观探析》，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2005.4.6初稿于建水，2006年12月二稿于蒙自）
文章来源：哈尼/阿卡文化网
http://www.hhhnak.org/readinfo.aspx?B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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