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顾名思义，是研究思想的历史。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没有思想，更何况思想史的研究。否认思想史属于思想，而主张思想史属于“学术”者，无非是认为思想就是哲学，史学不是哲学，因而思想史也决不是哲学史。殊不知“思想史”一名在西方实出于哲学史。有人说，“思想史”一名在西方的确立也较晚，晚至1939年，“思想史尚未成为一个普遍的用语，学术界是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才采用了这个语词的。”此言不确。“思想史”一名在启蒙运动时已出现了，但只是在19世纪的法国，它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活动被人们自觉地进行。当时法国哲学家Victor Cousin(1792-1867)提出l’histoire des idées一词来指对哲学观念(如真、美、上帝)的研究。Cousin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史家，对他来说，对这些观念的研究离不开对它们历史发展的研究，即观念史的研究。在翻译德国著名哲学家滕涅曼(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 1761-1819)的哲学史著作时，他列举了其他学者处理的“观念史、原理和其他特殊学说。”而美国思想史研究的巨擘洛夫乔伊，也早在1919年就使用了“history of ideas”一词。
思想史家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 1873-1962)很早就提出“history of ideas“一说。
“History of ideas”严格来说应译为“观念史”，但在西方它往往与intellectual history(思想史)可以互换，就是因为思想史最初就是观念史。不仅在美国，在法国和德国，都有观念史和概念史研究(Ideengeschichte, Begriffsgeschich，l’histoire des idées)，不同的是，在德国，精神史(Geisteswissenschfte)长期占思想史研究的主导地位，而法国的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在集体的心态或精神。如法国著名史学家Camille Ernest Labrousse(1895-1988)就认为，“观念史”说到底还是“集体心态”史，是“判断、感情、态度史”，是对“集体心态的研究，它只能是对社会心态的研究。”而伊波利特、泡林(Raymond Polin)和诺尔特(Ernst Nolte)等人则是专门研究个别体系或深层次的集体意识形态。这是因为思想史最初是从哲学史派生出来，而从为西方哲学传统奠定基础的柏拉图开始，观念就一直是西方哲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正由于此，“哲学家与学术史家把‘观念’作为他们共同的通货。”另外， 在德国，概念史最初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与手段。这与美国的思想史研究有很大不同。
但洛夫乔伊与其说是史学家，不如说是哲学家，不管他的思想史方案范围有多宽广，他仍然忠于思想史最初的目的，无论它具体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标是包含在其中的思想内容，例如，他在谈到文学史研究时说，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为了它的思想内容，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是观念运动的一个记录，它影响了人的想象、情感和行为。”的确，正如美国思想史家Kelley所指出的，洛夫乔伊的思想史方法最好被理解为“哲学理智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洛夫乔伊只盯着纯观念，并把观念仅仅理解为“在哲学家的口头和书面话语中充分得到表现和交流的精神现象”，他同样认为“观念首先是社会和文化建构，是学者方面一个推理、判断和批评的复杂过程的产物。”思想史既不是圣贤经传，也不是纯粹观念的推演，它的种种操作最终要归结为一个问题：“人到底是怎么回事”(What’s the matter with man)?可以说，洛夫乔伊的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思想本身。
洛夫乔伊写思想史的方法集中在追溯“要素观念”(unit-ideas)。“要素观念”这个术语来自于分析化学，指那些相当于分析化学中不变恒常的元素的人类基本观念。洛夫乔伊自己对“元素观念”的定义是：“各种类型的范畴，有关日常经验的特殊方面的思想，含蓄或明确的假定，神圣的原则或口号，特殊的哲学定理，或宏大的假设，各种科学的概括和方法论预设。”虽然这样的要素观念不限于概念，其他观念性的东西也可以是思想史分析的对象，但这样的要素观念是很少的，他的主要著作《存在巨链》研究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要素观念。它是一个特殊命题，某些进一步的命题构成了它的必然结果。洛夫乔伊说，思想史(the history of ideas)“特别在意展现大量人群的集体思想中的特殊要素观念，而不仅是在一小部分深刻的思想家或杰出作者的学说或观点……简言之，它最感兴趣的是广泛传播的观念，它们成了许多心灵储备的一部分。”德国史学家Friedrich Meinecke从事的“观念史”(Ideengeschichte)研究(著名的《历史主义》是其代表作)与洛夫乔伊的思想史研究的思路比较相近。
然而，在后现代的西方史学界，洛夫乔伊的思想史理想显然被认为是过时了。美国当代思想史家凯利在其关于思想史历史的著作《观念的下降》中，一方面认为思想史研究不应该再以哲学为基础;另一方面又根据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释义学，主张思想史应该“脱离观念的束缚”，“在这个后尼采，后海德格尔的时代，史学家不能希望上升到观念的领域，也不能希望发现对命运问题、救赎问题，或甚至洛夫乔伊的疑问‘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解决。”无论是观念还是社会或政治结构，离开形成和规定历史探究的史料和语言中介，都没有可确定、可定义或可历史化的存在。因此，思想史家的任务只是根据文本和其他文化替代物进行解释。解释构成了思想史的实体，语义学则是解释的主要视域，“因此，思想家就像文学学者一样，应该考虑内在的、隐含的、潜在和可推理的原始意义。”所以凯利著作的“观念的下降”不是下降到观念的社会学基础或经济物质基础，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家主张的那样，而是下降到语言和文本的层面。这样，history of ideas意义上的思想史其实就被取消了，而intellectual history意义上的思想史的主要研究手段与方法自然只是语言分析和语义解释。历史固然需要语言的中介，但它对语言究竟是否也有同样巨大的实质意义，以及语言和历史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凯利都没有交代。这样，他的“观念的下降”实际是观念脱离历史。
相形之下，上个世纪6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概念史研究的特点，恰恰在于看到了语言与历史的共生性和互构性。概念史不同于先前狄尔泰和洛克哈特等人从事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后者从“世界观”概念出发，认为世界观是激发和统一社会或时代精神的方方面面的独特对于世界的重观点，因而狄尔泰和洛克哈特等人根据世界观来写文化史或思想史。概念史的提倡者也反对梅内克(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5)及其学派的观念史(Ideengeschichte)，认为他们没有将观念与特殊的群体和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这就会造成在研究观念时犯时代倒错的错误。概念史的提倡者和研究者希望把概念与产生它和使用它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结合在一起来研究，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概念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嬗变。概念记录和影响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但反过来它们的意义也因此而不断在变换。因此，概念史一方面要研究人们用来讨论政治、社会、经济的语言;另一方面要辨别使用或争夺该语言的各群体、阶层、界别和阶级。不同背景的人显然不会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因为他们不可能对它有完全相同的理解。又因为语言无法与其历史割断，但其意义又经历历史的演变，所以既要上探它的古典含义，又要看到它在我们时代的用法。
然而，根据西方学者的看法，思想史的范围决不仅仅限于思想家表达的观念和思想。最初，在西方，intellectual history和the history of ideas这两个术语之间也是无甚区别的。随着思想史研究范围的扩大，才开始有明显区别了。观念史的主角是观念，它们本身就是首要的历史行动者，观念史的研究也包括持有这些观念的个人，以及作为观念之条件的种种外在关系。其实哲学史完全可以看作是这种意义的观念史(思想史)，观念史起源于哲学史乃理所当然。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在两个方面比观念史更为广泛：1. 它包括没有明确表述的信念、未定型的观点、未曾言明的假设以及正式的观念;2.它首要关心的不是这些看法本身，而是它们与持有它们的人更为广阔的生活的外在关系。思想史倾向于超越特殊学科的形式范围去看出与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比，观念和态度的独特作用。照此标准的话，中国现代的思想史研究更近于the history of ideas，而不是intellectual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