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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建中]追忆导师钟敬文先生

[万建中]追忆导师钟敬文先生

追忆导师钟敬文先生

作者:万建中

(《纵横》2007年第9期)




        世纪光阴已向残,此身视息尚人间。
        迎眸世海涛汹涌,入梦家山路八千。
        生味深尝头尽白,事功未竟意难安。
        多情亲友劳相祝,斜日长途敢息鞭。

        这是钟敬文先生于1997年春为自己95岁寿诞写的自寿诗,诗中所表达的是钟先生愿为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永无止境地奉献的心愿。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散文家、诗人和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他在许多国家级学术团体担任过重要职务,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名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等职。
        钟敬文先生为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事业耗尽了最后的精力,于2002年1月10日0时1分去世。18日上午,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厅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送行者泣声恸天,钟先生的弟子行叩拜礼为先生送行。大厅和大厅前安放着全国各地送来的花圈和挽联。在这众多的挽联中,启功先生书写的“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先生千古”挽联颇为引人注目。“人民的学者”这个词是对钟先生的一生的凝练概括和高度评价。
        我于199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钟敬文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6 月,我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跟随钟先生左右。在钟老身边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我亲身得到他许多的教诲,时刻感受他的人格和精神的感染。
        
        为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事业鞠躬尽瘁一百年
        
        钟敬文先生是广东海丰人,原名谭宗,字静文,一字金粟。他于1903年3月20日出生,一生几乎与20世纪同龄。
        1920年,他进入陆安师范学校学习。由于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这时的钟先生已经有了强烈的民间意识。从1922年底开始,他历经三四年时间,深入自己熟悉的家乡开展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陆安师范学校毕业后,带着田野的芳香和对民间文学事业的执著追求,他只身来到广州。1927年,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协助顾颉刚先生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调查和研究民俗的学术团体———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丛书。
        1928年钟先生到杭州,不久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等书刊。
        为了掌握国外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理论方法,1934年春钟先生东渡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学习和研究民间文艺和民俗。在师从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同仁》、《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文。同时,他还为国内的《艺风》杂志主编了《民俗园地》栏目。1936年1月,正是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了《民间文艺学底建设》一文,首次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概念,这也可以视为我国民间文艺学系统研究展开的标志。
        1936年夏钟先生回国。他除了担任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职讲师外,还兼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文艺导师。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20世纪40年代,他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到香港执教。新中国成立前夕,钟先生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大陆,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早在1949年,钟先生率先将民间文学带入新中国大学课堂,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就开始招收这一专业和方向的研究生,并于1955年创立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学科进入了更快发展的新阶段,1981年被定为第一批博士点,其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成果对全国高校同行起到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示范作用。为发展和运用民俗学,加强对我国民众生活与传承文化的科学研究,1993年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立。1996年民间文学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2000年研究所联合其他学科成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该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由于钟先生的存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被学界称为“民俗学人才培养的摇篮”。目前全国各地活跃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和教育领域的众多学者大都是钟先生一手培养起来的。
        钟先生80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耕耘于学术和创作园地,硕果累累,经典颇多。他所主持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是全国高校通用的权威性教材,也是学科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1996年以来,他组织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等30余种专著或论文集。临终之前,他正抓紧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民俗史》的编写。
        早在20世纪40年代,钟先生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理论,80年代他提出了民俗学结构体系,90年代初他清理了民俗学学科的进展历程,创立了民俗文化学。为了确立中国民俗学在全世界的学术地位,90年代末他又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就是钟敬文时代。
        2001年11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了“民俗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学术研讨会,钟先生十分兴奋。他在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我80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老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也视为我们的命根子。”
        2002年适逢钟敬文先生百岁、启功先生90岁。这两位一位是我国民俗学界的泰斗、著名散文家和诗人,一位是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们皆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两人为莫逆之交,感情甚笃。大年初三的上午,启功先生提议在北京友谊医院为钟敬文举行一个简单而又热烈的祝寿会,祝贺钟先生百岁寿辰。友谊医院会客室里布满了绚丽多彩的花篮,一个硕大精美的生日蛋糕摆在中央,充满喜庆气氛。祝寿期间,大家希望钟先生用一句话表达此时的心情。钟先生沉思良久,大声说:“人民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事实上,就他虚弱的身躯而言,这句话是呼喊出来的。
        钟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民俗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在这篇文章中,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现在搞的这种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是极其重要的”,“我一再地说,只有最重要的文化的存在,这个民族才是有意义的,在世界上才有她的地位。”人民的学者,最后放不下的仍是人民的学问。
        他临终前仍带着12位博士生及数名访问学者,他还计划主持二年级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先生还在临终的前10天给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写了一封信,阐明了加强北师大民俗学学科点建设的意义。在信中他说:“我已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了,为了这个学科的建设我呕心奋斗了近80年。在有生之年,我要为这个学科献出最后的时光,使它发展得更快一些。”这封信竟然成为钟先生的绝笔。在钟先生临终前的时刻,他说了两句话,其中一句是:“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钟敬文先生将百年生命奉献给了我国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他的名字永远和这两个学科联系在一起,他一百年的生命路程和这两个学科的发展相重叠。
        
        “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钟先生的修身之道
        
        钟敬文先生在他90多岁的高龄时身体依然很好,每次检查身体,五脏六腑皆正常,连医生也感到惊讶:“近百岁的老人,身体和年轻人一样健康。” 在钟先生98岁生日的贺寿会上,季羡林说:“我可以保证,钟先生能活120岁。”即便是在钟先生与病魔搏斗的时候,钟先生的弟子们仍然坚信这个保证。
        钟先生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来访者。在来访的人中,有的来讨教学问,有的来汇报学习心得,有的来送自己的新著,有的甚至来问长寿秘诀。若是后者,倒不必钟先生亲自作答,我作为先生的弟子可以道出一二。诸如不求功名利禄,澹泊自如;大事不糊涂,小事糊涂;宽厚待人,善解人意,等等。
        钟先生常说:“个人的优越感不可有,民族的优越感不可无。”这句话表现了钟先生不求功名利禄、淡泊明志、默默耕耘的精神,也表现出钟先生将毕生奉献给了弘扬祖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事业追求。他不求得高官厚禄,不求物质生活的奢华,只求有饭吃有衣穿即可,面对仄运和艰难,他也能保持心态平和。对一般人而言,这些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十分艰难,而钟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做的。
        钟先生待人宽厚。钟先生算是个有名望的人,他的美誉早已传遍人文社会学界。大凡有名望的人,总有一些脾气或者说是个性,去登门拜访之前必须打个电话预约,否则贸然造访,轻则被视为不懂规矩、没有礼貌,重则被拒之门外。钟先生生前每天要接待许多来访者。他们中有的事先打过招呼,有的则唐突得很。然而,只要说明来意,钟先生都会热情接待。笔者的一些朋友想去拜访老人家,问我要履行什么手续,我说只要轻轻敲敲门就行。
        钟先生的待人宽厚、善解人意往往体现在很小的细节上。许多前来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考生原先与先生素未谋面,面试时难免有些拘谨。钟先生会用他的幽默语言和随和的动作及语调使考生放松紧张心情,一般考生很快就被他的幽默和随和所感染,能够自如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对那些有望被录取的考生,他往往会赠送一句祝福的话:“回去静候佳音。”那些可能名落孙山的,他一般不会直接说出结果,以免使他们感到尴尬和伤怀,他总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提示:送上一本自己的新著,并嘱咐该考生回去好好学习。
        钟先生的行为准则就是尽量不要让别人为难,给别人增加麻烦。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从不曾因私事向校方提出过要求。
        中国人一向讲究食补。常有人对钟先生何以高寿产生探究的兴趣,很想知道钟先生一日三餐所食何物,所饮何汤,或伴有何种灵丹妙药。其实,他吃的很简单,可谓清茶淡饭。一次陪先生吃饭,问他想吃什么,先生诙谐地说:“我是无齿之徒,欺软怕硬。”凡是能嚼得烂,他都吃,不像有些老年人那样有种种的口忌。即便在友谊医院住院期间,他所食的也主要是医院做的通常的饭菜,主食是馒头和水饺,副食为菜蔬或蛋羹。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详述了中西饮食现象的差异,得出结论:“中国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蔬菜豆腐,此等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钟先生虽不深居穷乡僻壤,但饮食为清茶淡饭。他之所以能成为百岁老人,应该与此种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无关联。
        除了上面这些之外,钟先生的一些良好生活习惯也有助于使他的身体保持健康。他的良好生活习惯主要有两点:一是经常散步,二是口腔运动。
        钟先生有早起散步的习惯。晚年时的钟先生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到户外散步。他出门总要带着拐杖,而他的拐杖时而挂于手腕,时而夹在腰间,拄地的时间则较少。熟人碰到钟先生,便会陪他走上一段,边走边谈。于是人们就会经常看到一群老头儿老太太和他一起散步。钟先生的记忆好得惊人,凡有一面之交,都能记忆犹新。他们交谈的话题便从过去交往的经历谈到现在又伸向未来,从A君说到B君再扩大到C君。临别时,钟先生定会托这位熟人捎去一大堆问好的话,问候熟人的熟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在朝霞中的钟先生成为北师大一道亮丽风景。对此,启功先生时常津津乐道,四处宣扬。北师大无山无水,但钟先生轻盈的步履和身影让北师大校园充溢着灵性。一位外地来的学生不知从何处得知钟先生清晨活动的规律,一天早上,他抱着十几本钟先生写的书俟于先生必经的路口,让钟先生签名留念。钟先生坐在路旁绿色的椅凳上,认认真真在自己写的书上签自己的名字。这天他回家比平日晚了半个多小时。
        他散步的路径大致是固定的,有时心血来潮,他也会改变行走路线。一次他竟然直奔学13楼博士生宿舍。当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生们知道钟先生来“突然袭击”,便纷纷从床上滚下,穿着睡衣往楼下跑,迎接先生上楼。此后,他的弟子大多很早起床,不敢懈怠。
        当然,他散步的时间并不尽在早上。当春暖花开或秋高气爽时节,钟先生更愿意呆在户外,即便在他晚年的时候也是如此。
        钟先生一生爱花,他的书房四季鲜花不断。但他更喜欢校园里的花草和绿树,常在花间树林中漫步。他时常走在图书馆新馆南边的花圃。遍地花卉绿荫更能激发先生的诗情和灵感,漫步于花草之间,或许他会想起十多年前写的《看花》诗:“号作春城语岂夸,世人都喜说山茶。我来正及群芳盛,壮采尤推大丽花。 ”
        他有时会信步走出小牛门,到小牛门所对的街对面书店去买书。这里有数家书店,以经营学术类为主,而且全打8折。打折的学术新书对爱书的学生们来说自然有吸引力,北师大的学生都知道这些书店,常来这里买书。钟先生听说后也来争当顾客,每次能购回两三本。在他书房不断增高的书堆中,有些新书是他亲自选购的。近百岁老人仍时常逛书店,委实让人惊叹。
        钟先生的生日是在仲春时节,晚年钟先生的许多生日都是在公园里度过的,如陶然亭、玉渊潭、香山等地。在弟子们的簇拥下,钟先生迈着轻盈的步伐,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享受春风的抚慰。他不停地走,不停地吮吸着鲜花绿草的芬芳,不停地回忆往事。在阔别了20年的陶然亭公园,为了寻找陶然亭碑,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公园;在玉渊潭,他一边踱着步,一边用蘸满清水的粗大毛笔在青石板上龙飞凤舞;在香山的流觞曲水处,他大谈特谈休闲文化。对钟先生来说,散步是最好的休闲。
        钟先生学识渊博,又很健谈。他的话题极其辽阔,从古史到逸闻,从名胜古迹到地方物产,从民俗到俗民,从理论到实践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包罗百端。不论年长的还是年少的,只要与他面对面,就能和他谈出许多共同感兴趣的内容,并且谈个没完。钟先生家里堆满了书,置于上方的是他最近读过或正在读的。当来访者随手抽出一本翻阅时,坐在一张有扶手的靠背椅上的钟先生便会详细讲解此书的内容并作出恰当的评价。于是,从这本到另一本,从中国到外国,知识和睿智在侃侃而谈中汩汩涌出。听者频频点头,仰慕之情也会油然而生。
        作为先生的弟子,我隔三差五要去先生家。有时是为了某一具体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目的。钟先生的弟子们都养成了时常到先生家坐坐的习惯。不论是何种情况,每次谈的话题都是新鲜的,即便是同样的题目也决不会是已讲过内容的简单重复。谈话时间短则半小时,长则两三小时。很多次,我恐先生说话过多,有损身体,便起身告辞,可先生并没有打住的意思,仍旧滔滔不绝,我不得不又坐下。
        晚年的钟先生提笔写字时手会微抖动,书写不甚便利。因此,其学问和思想的传输主要靠口头语言。讲话便成了做学问的一种途径,钟先生戏称之为口腔运动。先生说,弟子们记,下次弟子们念所记文稿,先生听而改之,弟子们又记。有时已念至末尾,先生又嘱返回前面某页,指出某处说法不妥,应该改正。在这种边说边念边听边记边改的过程中,弟子们收获甚多,终身受益。如此反复五六次,一篇文章大体定型。钟先生晚年仍著述颇丰,依赖的正是口腔运动。
        更为剧烈的口腔运动是在课堂上。钟先生给博士生主讲两门课———中国民俗史和中国民俗学史,两门课皆由钟先生亲笔拟定讲授提纲和阅读书目。先生手攥提纲,胸有成竹,出口成章。博士生的课本应该以讨论为主,但大家都想听先生讲。于是,一堂课从开始到结束,先生都是讲个不停,他手边放着盛满水的茶杯,可往往是讲兴勃发,全然不顾口干舌燥。弟子频频递上水,先生难得喝上一口。有时先生拿起茶杯要喝水,讲着讲着又放下了。弟子们看了只能干着急。下了课,茶水依旧是满满的。
        2001年9月,钟先生在《拟百岁自省》中以诗铭志:“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钟先生在诗中回顾了他不平凡的人生历程,此诗也展现了先生质朴而坚韧的品格,并简明扼要地说出了先生所秉持的修身养生之道。
        钟先生走了,但他身后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弟子们享用不尽的。尤其他的修身之道,更给予我们深远的启示。

        责任编辑:韩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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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师生之情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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